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公共政策助理教授陈宝玲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考虑到我国正在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婴儿花红的增加体现了政府对人们的支持。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陈恩赐副教授则认为，援助的增加至少可能避免整体生育率进一步下降。
“但援助将在较长的时期内逐步支出，对于正面临经济困难的父母而言，他们无法立刻看到这些更大的好处。”陈宝玲也指出，我国在疫情期间推出了3000元的育婴补贴后，也未见生育率激增。
育有一名20个月大儿子的叶佳怡（27岁，自雇人士）将在3月迎来第二胎。她受访时说，大儿子的医疗费，保险费以及托儿所学费占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大笔开销，看诊费可用婴儿花红现金奖励来支付。
准爸爸担心延长陪产假会影响工作评估
然而，她希望政府能让在职父亲享有更长的有薪陪产假。“我觉得四周的有薪陪产假对年轻父母而言还是不够，尤其是自己照顾孩子的母亲，须要父亲分担更多育儿责任。”
政府将增强婴儿花红计划下的金钱辅助，并延长陪产和无薪育婴假，但受访专家和一些准父母认为，这仍难以显著影响人们的生育决定，尤其面对不确定的经济前景。
“对于那些迫切想要养家糊口的新爸爸，在某些工作岗位上请太长的陪产假可能会影响他们与直属上司的感情，尤其当公司正面临人手吃紧的情况。”他认为大多雇主对男员工请陪产假仍持有保守态度，认为只有女性应请产假。
摘要
另外，年轻夫妇在养育孩子方面也面临更大压力。政府调整现有的育儿补贴与政策，让年轻夫妇获得更多援助，鼓励他们生育，并减轻他们在育儿方面的经济负担，帮助他们兼顾工作与家庭。
鉴于首次购屋者的情况多元，加上目前预购组屋供应紧张，政府决定为40岁及以下的年轻夫妇以及育有孩子的首次购屋家庭提供更多援助，帮助他们及时买到第一套房子。购买转售组屋的首次购屋家庭可享有更多公积金购屋津贴。
37岁的马姓公务员将在今年中旬迎接第一胎，也非常欢迎更多的育婴假和经济援助。她透露，自己在怀孕前，常以为政府在发放婴儿花红和补助金上非常慷慨，虽然也常听到旁人提及育儿的开销非常高。如今宝宝还未出生，她就已经能感受到养孩子会有多昂贵，包括上千元的产前检查和须预先准备的婴儿用品等开销，即便她与丈夫都在工作，总收入可算比一般人高。
陈宝玲认为改善后的措施很可能会鼓励更多爸爸申请更长的陪产假，同时促使男性为家庭请假正常化。“有些雇主要了解，更快乐且压力更少的员工不太可能辞职。这有助于留住人才，也可节省因压力而引起的健康问题成本。”
刚结婚不久的王家成（29岁）与妻子希望能尽早生育，但他身为医疗工作者，难免担心申请四周的陪产假会给同事和雇主造成太大的不便。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我国不少年轻人都渴望组建家庭。2023年财政预算案将为更多本地年轻夫妇提供援助，从购屋与育儿两个方面着手，既实现他们成家的理想，也打造一个“齐心为了家”（Made for Families）的新加坡。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教授郑宝莲指出，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如果同时有数名职员申请产假或育儿假，雇主往往得急忙招聘临时员工。因此她建议，政府或个别行业可考虑招募及培训一群合约性质的劳动力群体，让有需要的雇主可聘请，填补暂时的空缺。
不过，仍有准爸爸担心延长陪产假会影响雇主对员工的评估，也未能减轻在职成年人目前真正所面对的问题，包括生活费上涨和工作压力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