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祖医生送水果请炒面
“真诚很重要，人们会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如果你不知道答案，或不确定公司是否出错，说‘对不起’绝非丢脸的事。”
她说，公关是夹在媒体和公众，以及公司之间的前线人员，任务是维护与提升公司的形象。
符金玲个性温和，待人诚挚，结交不少记者朋友。
念A水准时，教导欧洲史的老师点燃她对历史的兴趣。
她开放家门，让该女记者随时探狗，两人也成为好朋友。Anakin过世时，她们抱头痛哭了一个下午。
“当我们比较熟络时，李绍祖医生会从他的院子带点什么给我——一串红毛丹或仁心果。
林福寿的口述访问存留在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中心（访问编号000215），但最让符金玲遗憾的是，李绍祖的访问最终不了了之。
另外，符金玲也参与国家档案馆的口述历史访问，至今访问40多位司法界人物，包括后来过世的高庭前司法委员兼律师格林柏（Joseph Grimberg）高级律师、著名律师伊莱雅士（Harry Elias）高级律师和霍华德·启信（Howard Cashin）等。
请她分享公关之道，她谦虚地说，企业通讯领域转变巨大，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资格传授。
纪念册从1819年莱佛士开埠新加坡的邮政服务说起，一直到1982年与新电信合并，是符金玲的第一本历史书。
他是符金玲有计划访问，却来不及开始的司法界要人之一，其他还包括2010年脑溢血过世的总检察署特别顾问迪瓦利（Sivakant Tiwary）。
与他道别时，他会启动发电机，照亮屋子。“离开的时候，望着他孤单的身影，我总觉得难过。”
让历史紧贴公关工作
她不仅为退休或卸任的重要人物写书，也为法律学会录制司法界人士的口述历史和出版法律历史书，十分特别。
用“非一般的公关”，来形容新加坡法律学会企业通讯部助理司长符金玲，并不为过。
2008年，法律学会刚满20周年，她和团队配合周年庆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她认为，不论什么关系，只要涉及工作，专业要求还是居首位，“重要的是彼此信任，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做出有损另一方的事”。
先说说符金玲的最爱——历史吧！
访问结束，林福寿会带她和同事到码头享用海鲜餐。
“那天我们到德光岛时，天下着滂沱大雨，到林医生家时全身湿透。他把妻子陈宗孟医生的蓝色上衣借我，过后一行人到码头餐馆吃饭时，我就穿着那件上衣。”
2012年6月林福寿过世时，她与同事去探丧。她带着在德光岛与林福寿的合照，给他独生子看，并描述拍照当天的情况。
十多年来，符金玲因为工作和访问，广结司法界好友。
“我们有许多集体的美好回忆，至今还跟一些记者保持联系。”
不过，她还是分享了觉得有用的三件事：熟悉公司的产品或服务、明白媒体角度和记者所要找的新闻点，以及待人以诚。
林福寿后来获释，可以回本岛跟家人同住了，还到符金玲的办公室探望她和同事，他们带他到乌节路逛。
她谈到多年前，领养了《商业时报》某女记者一只叫Anakin的柯基犬（Corgi）。
本期《人物面对面》，且听她论述公关之道、对记者的看法、早期职业女性的两难，以及与前社会主义阵线领袖的交往。
“口述历史并非只给重要或知名人物。每个家庭都有特别故事，大家应该趁早录制，流传后代。”
除了日常公关事务，她也为2001年卸任的新电信主席许文辉及2006年退休的新电信集团业务总裁林暾撰写纪念册，并承担新电信125周年特制视频等的主要工作。
“她不用笔记，就那样站着滔滔不绝述说拿破仑战争，让我着迷。”
当李绍祖同意受访后，她反而战战兢兢。“我读过他的故事，但没料到他会答应受访。首次跟他说话还挺害怕，他的声音极其洪亮，叫我到维多利亚街一个店屋的社阵总部找他。”
两年前，她为两老录制口述历史，讲述他们的童年、日治时期、结婚生子等生活经历，配上照片，成了20分钟珍贵视频。
“有些记者为追独家新闻，想方设法要从你那儿‘挤’出信息，为达目的他们会异常坚持，但你必须保持稳定和冷静，他们最终会理解并尊重你。”
“访问后，他会载我到维多利亚街附近的咖啡店打包炒面，让我带回家给妈妈吃。”
“同样一件事，不同人讲的却不一样。历史何尝不是如此？”
符金玲说，她没遇过行为恶劣的记者，只看过要求非常苛刻的记者。
同事们争着跟去访林福寿医生
在法律学会越做越“精彩”
针对公关与媒体关系太亲密，是否会有利益冲突？
见证电信业的转变
班机虽载走行李箱，大伙儿坦然面对，穿着航空公司提供的衬衫畅游巴黎。
1963年2月，林福寿在“冷藏行动”中遭扣留，被拘禁近20年，最后的四年在德光岛度过，当时德光岛尚未转成军事基地。
符金玲也撰写《诉说新加坡法律的建筑物》（The Storeys of Singapore Law）和《新加坡法律的故事》（The Story of Singapore Law）。
公众可参观过去囚犯被押上庭时必须走过的通道和楼梯，还能踏入法庭拘留室、大法官内堂等“禁地”，以及欣赏未曾“曝光”的法律文物。
坚信真诚待人 广交记者朋友
1990年3月，符金玲调回新电信，成为企业传播经理，顶头上司包括新电信集团前主席许文辉和前总裁李显扬等。
“吃的都是从水里捞上来直接下锅。我再也没吃过如此美味的海鲜。他很友善，我们都很喜欢他。每次访问，同事们都争着跟我同行。”
大装修后重开的前浮尔顿大厦（现富丽敦酒店）邮政总局，送给出席开幕仪式嘉宾的纪念册The General Post Office : A Renewed Commitment To Service，就出自她之手。
为了探索更大的世界，加上无法想象未来年岁还要扛着沉甸甸的录音机，符金玲于1983年4月毅然辞职，加入新电信，一待就是25年。
3月15日，在东部地铁站德士站，等候符金玲（63岁）的车子。
让年迈双亲口述“自家历史”
1981年7月，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荣誉学位的符金玲，加入国家档案馆担任口述历史项目组长。
她当时被调到与新电信合并不久的邮局部门，当客服与企业行政经理。这是重启符金玲历史研究和写作大门的契机。
如此光景想想也充满怀旧风，难怪约40年过去了，符金玲记忆犹新。
符金玲双亲都是海南人，父亲94岁，母亲84岁，有四个孩子10个孙。她自己的一女两男已成家立业，丈夫是退休教师。
转战法律学会 从“归零地”做起
“如果有人打电话来，破口大骂，我得不断提醒自己，骂的不是我，而是对公司的服务不满意。”
“但在工作交流上，我们是严肃专业的。采访新电信新闻，她秉持专业态度；我也没因为她是朋友，而要求她特别采访。”
1998年，她带记者团到法国采访新电信首枚人造卫星进入最后测试阶段，结果因错过班机，滞留巴黎两天。
2006年离开新电信，符金玲加入新加坡法律学会，至今16年。
符金玲见到林福寿后，开始一系列的口述历史访问，每次访问不超过一小时，一直到1982年9月他获释为止。
“你可以考虑访问他，太有趣了！”
新电信的企业通讯部非常健全，相比之下，法律学会几乎是从零开始。她加入大概半年后，在法律学会前执行长黄庆莲的支持下，开始设立公关部门，从“归零地”（Ground Zero）做起。
在公关界超过30年的她，把对历史研究和文化遗产的喜爱倾注于工作中。
李绍祖过后会帮符金玲“抓”（拦截）德士。“他开着车，看到空的德士便跟着，与它并排，鸣笛示意司机停车，哈哈哈！”
考虑到下一代不懂海南话，心思细腻的符金玲，还配上英文字幕。
因为录制口述历史，符金玲结识了前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主席李绍祖医生和领袖林福寿医生，过程相当温馨。
多年来，她与不少记者建立起关系和信任。记者无法报道她提供的新闻，她表示谅解，“因为不够新闻性或时间点不对”，所以不会强求。记者愁着没新闻，她会帮忙出点子。
她说，人人爱听历史，但不少历史老师似乎忘记了“故事”（story）本是历史（History）的一部分，少了“故事”，历史就变得枯燥无味。
两本书通过珍贵旧照和史料，带读者追溯远去的法律场景与精彩法律史，成为法律学会的畅销书。
一个星期天早上，两人从樟宜搭船到德光岛。李绍祖在樟宜码头附近的小贩中心打包食物给林福寿，符金玲惊讶那些摊主都跟李绍祖熟络，热情得很。
学校组团载学生来，连高庭法官、时任总检察长温长明等都来了。法律学会还出版图文并茂的手册，录制光碟。长达一个月的活动，反应之热烈，让人始料不及，也成为符金玲最为怀念的项目。
怎么可能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访社阵李绍祖40多小时 温馨无限可惜功亏一篑
过后每周一次，李绍祖的妻子范英爱陪着他到口述中心的办公室录音。
在之前一天过世的退休法官马格纳斯，也是公共交通理事会主席。
符金玲说，当年她在国家档案馆时，负责政治发展项目，工作包括记录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口述历史，得接洽各方政治人物。
孩提时，符金玲最爱听大人讲故事了。
林福寿是岛上唯一的医生，住的单层洋房客厅就是诊所。村民常以鸡蛋或蔬菜充当问诊费。
她分享给朋友后，有的也兴致勃勃，想为父母录制。
一上车她就说：“哎呀，马格纳斯（Richard Magnus）过世了，我原本要找他口述访问的，好可惜啊！”
在车里，她说着一些琐事，突然车速放慢，叫我留意一栋房子，原来是某退休法官用来收藏土生华人古董的房子。
她说，旧的最高法院大厦当时关闭，将修建成为国家美术馆。法律学会于是推出游览旧最高法院大厦的导览活动和展览——“法律遗产：新加坡的法律故事”。
除了“正业”，她不让自己闲着，从那时起，建议和推动好几个庆祝活动、讲座、展览和游览。
1981年那个傍晚，符金玲爬上阴暗窄小的楼梯，尽头是顶楼一个开放式的庭院。“跟李绍祖医生一起坐着的是数名社阵成员，在长长的木凳，煤油灯昏暗地照着大家。我抵达时，他们正讨论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赢了安顺选区补选的事。”
一日，李绍祖问她，要不要到德光岛去探望社阵领袖林福寿。
笔者选择访她，也正因为她“有趣”，阅历丰富。
她说，她一共录了40多个小时，辞职后同事接手，但后来李绍祖没有签下同意发布口述访问的文件。“我很希望有那么一天，李绍祖的家人能签同意书，让存放在口述历史中心的珍贵史料，可以重见天日。”
新加坡电信业当时正值蜕变期，她见证了新电信从法定机构转为企业机构，再成为上市公司。作为对外前线人员，这段时期的工作量巨大，却也是很好的磨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