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医院在数个工作站安装了“紧急按钮”（panic buttons），职员遇上棘手事件时，可通过按钮呼叫保安人员。
医护人员执行任务遭骚扰 涉案者面对更严处罚
针对骚扰行为的定义，立杰律师事务所（Rajah & Tann LLC）权益合伙人唐志勤律师说，有些医护人员可能误以为只有受到较严重的暴力对待或语言暴力才能寻求法律援助，不过言语只要有威胁性或侮辱性，不含粗话也可算作骚扰。为进一步保障前线人员的安全，内政部去年扩大受防止骚扰法令保护的公共服务人员对象，让从事抗疫工作的私人医疗人员、在社会服务组织经营的社区医院里工作的医护人员，以及提供冠病检测的职员等，都获加强保护。
“若病患或访客觉得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建议他们与院方或我们的服务素质管理部门联系，解决他们的需求。在相互尊重和合作下，医护人员就可以专注于帮助病患更快康复出院。”
德尊律师事务所（Drew & Napier LLC）董事陈德山律师说，骚扰或对人使用语言暴力，最多可被罚款5000元、监禁六个月，或两者兼施。但如果对象是正在执行公务的公共服务人员，监禁的最长期限会增加到12个月。
受访医院也会定期举办课程，加强医护人员对于骚扰事件的理解，让职员能及时保护自己。
加强保护公共服务人员和公务员的防止骚扰法令第六条，就使用一个公开的社交媒体平台骚扰案作为例子。该案例中，X因为不满公务员Y拒绝免除他迟付款的费用，就在公开社交媒体平台针对此事辱骂Y，随后更将Y的姓名、地址与照片发布在相同的平台上，造成Y的困扰，X因此触犯该条例，最多可被罚款5000元、监禁12个月，或两者兼施。
虽然更严厉的惩罚对一些人可能会有威慑力，但唐志勤律师说，这种威慑力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做出理性的决定。“考虑到许多这类案例都发生在感性或极度焦虑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面向医护人员和民众的公共教育和推广运动同样重要。”
这封一千多字的英语电邮夹杂着方言和马来语，并且不是该病患首次发电邮辱骂医护人员。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黄廷方综合医院和裕廊社区医院会让部分肇事者签订“行为守则同意书”（Code of Conduct agreement），给予警告。这意味着医院管理层有权在未来拒绝给肇事者提供非紧急治疗，或撤销他的访客权。
过去四年，医护人员经历的骚扰和动粗事件逐年增加，据卫生部长王乙康本月10日的国会书面答复，2018年公共医疗机构共接获1080起骚扰和动粗事件，而去年的首11个月，这类事件约1400起，比2020年的全年数字1300起还多。
安装“紧急按钮”等多管齐下保护医护人员
不过，国大医院发言人说，目前的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一些医护人员为了避免制造麻烦，或者重述不愉快经历所带来的焦虑感，可能选择不报告上级。”
一名中年男子闯入急诊区时，陈姓护士正在与一名病患沟通，只见男子情绪激动地指着医护人员飙粗话，丝毫不给他人了解情况的机会。在他砸坏一个轮椅并用力推开接近他的陈姓护士后，保安人员和一名男性医护人员将他制服，但两人身上多了瘀青和掐痕。
陈笃生医院与国家传染病中心职员遭遇的暴力与骚扰事件，从2019年的约200起，增至去年的约280起。
法律如何保障医护人员的权益？前线人员该如何自我保护？各大医院又有哪些保护机制应对骚扰和暴力事件？
国大医院的职员还会学习防身术，而樟宜综合医院去年推出一系列的线上研讨会，教导职员如何辨别警讯，并分享防止骚扰法令的内容。
对骚扰动粗行为 实行零容忍策略
他强调，尽管如此，调查和法律援助仍需一定的时间，也会占用到受害医护人员的时间，因此雇主的支持非常重要。
冠病疫情暴发后，樟宜综合医院负起照顾冠病病患的责任，该医院接获的暴力与骚扰事件也从2019年的106起，增加一倍至隔年的209起，去年则下降到127起。
设专属委员会 保障职员安全与身心健康
黄廷方综合医院发言人说：“我们实行零容忍策略，毫不犹豫地对骚扰或粗暴对待我们职员的病患、家属或访客，采取适当的行动。”
本地医院采取多种保护机制抵制各种骚扰与动粗行为，包括为员工安装“紧急按钮”求救，或让肇事者签署行为守则同意书，之后可拒绝为他们提供非紧急的医疗服务。
30年来，柯文婷律师一直为医疗业者与机构提供法律意见。以她的经验来看，许多医疗人员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即使成为骚扰与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也不会花时间上法庭，因此警方的介入格外重要。“多数医疗人员只想制止不好的行为，并且受到尊重和礼貌的对待。”
基于公共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若在执行任务时骚扰他们，根据2014年生效的防止骚扰法令第六条，骚扰者面对的处罚会更严厉。
Legal Clinic LLC执行董事柯文婷律师说，医护人员属于特殊类别的受害者，这意味着警方在处理他们的案件时会给予优先考量。“实际上，警方打电话给加害者并警告他们时，通常已经有改变这类恶习的效果。”
陈德山律师说，骚扰若与医护人员所执行的职务有关，就可能触犯防止骚扰法令第六条，即便行为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
陈笃生医院则设有专属委员会来保障职员的安全与身心灵健康，除了提供电子教材，也会举办定期的论坛，让职员分享经验和相互学习。医护人员也有专门热线可倾诉烦恼。
唐志勤律师说，该庭的目标是在受害者申请保护令的四周内审理案件，加速保护令则在申请的48小时至72小时内审理。若受害人面对暴力或其风险时，等待时间将进一步缩短至24小时。另外，诉讼将由经过特殊训练应对骚扰案件的法官来主理。
“丢脸的狗医生”“丑陋大只佬”“留住他们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一封病患发给多家医院和政府机构的电邮，使用了这类形容词与粗话，攻击服务过他的职员。
网络骚扰也难逃严厉刑罚
新加坡中央医院的前线工作人员，过去五年语言与行为暴力事件增加近两倍，从2017年的约70起，增至去年的将近200起。
面对疾病的威胁，一些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可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担忧，前线医护人员不免要面临这些负面情绪所引发的行为，包括语言暴力、殴打和性骚扰。受访的陈姓护士说，她在岗位工作的13年间，骚扰或动粗事件经常发生，一天甚至可多达三四起。
本期《说法识法》，让医院、医护人员和律师分享他们的看法。
陈笃生医院神精科部门主任和高级顾问医生哈比布副教授（Habeebul Rahman）说，2020年医院的访客减少，导致那年的暴力与骚扰事件下滑到约150起，随着更多病患和访客回到医院，公众又面对日渐增长的压力，这类事件再次增加。
为让受害者尽快得到保护，防止骚扰案法庭（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Court）日前采用简易及更快速的程序处理部分申请。
她说，一旦出现骚扰或动粗的情况，经过相关训练的护士将充当调解员，医院也计划培训更多须面对病患的职员，掌握应对冲突事件的方法。
在网络普及的社会，骚扰的渠道越来越多，包括电邮、社交媒体和聊天应用，但这不代表骚扰者可以逃过加重刑罚。
该医院的公共联系总监黄美玲说：“工作中遇到行为和语言暴力的医护人员，可能蒙受肢体伤害，或产生抑郁症、倦怠（burnout）和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等心理问题。为协助职员面对这些可能出现的心理情况，中央医院推出同伴支持计划，由心理学家提供辅导、精神支持和实际的帮助。”
国大医院在2017年接获近90起动粗和150起语言暴力事件，去年分别增加至将近100起和160起。
黄廷方综合医院和裕廊社区医院则在过去五年，平均每年接获40起骚扰和动粗事件。
根据该医院的营运总监王美玲说，超过80％的语言暴力事件涉及病患，剩下的则涉及家属。
唐志勤律师强调，即使与职务无关，医护人员若面对不雅、暴力、具侮辱性或威胁性的言辞或行为，仍可以寻求防止骚扰法令的庇护，以及申请保护令。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防止骚扰法令第六条的保护下，公共医护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因受到骚扰或暴力对待的报案数量，从2018年的40起，上升到去年首11个月的68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