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不意味政府认为本地媒体对国家和社会扮演的特殊角色需要改变。
一方面，他重申SPH媒体转为拟仪成立的担保有限公司运营后，业务方针和允许通过政府与私人资金融资的模式不会影响通讯及新闻部和编辑室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也澄清，目前报业控股经营的各个平台，新闻素质并没有降低。从数据上看，SPH的报章仍是人民信赖的信息来源，只不过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媒体面对同样的问题，报章发行量增加或读者群扩大无法直接转换成相应的收入与盈利，固有商业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昨天两次提出询问。在辩论接近尾声时，他拿出提前打印好的一张纸，举起来让在座议员看1997年大选《新报》（The New Paper）的封面。当年《新报》在封面设计一张“投票卡”，上面列举帮助选民考虑投选执政党或反对党的清单。
新加坡报业控股宣布重组媒体业务后，一些媒体观察家原本盼望政府在资助面对困境的主流媒体时，也能借此契机较深入地改革媒体管制模式，重新审视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毕丹星认为，这简直是引导选民投票，并以此质疑主流媒体是否真正客观与平衡报道。他也举例近期《海峡时报》与《联合早报》针对第四代领导团队接班问题提出不同评论观点的差异，但被易华仁斥责，指他利用重要的课题，捞取政治资本，而不同媒体有不同观点正说明了本地媒体的多元。
新加坡独特的媒体管制模式，一直是国家整体发展模式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媒体和政府若即若离的伙伴关系也在不断磨合中产生。借报业控股董事长李文献医生日前在记者会上引用的比喻，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次的媒体业务重组目标也是要保护好一个易碎的瓷碗，让新闻室在财政上可以支持它应有的优质、可靠新闻水平和迎应数码时代的转型，不必受制于照顾股东利益。
易华仁说：“每当有机构要进行结构上的改变时，一些想要推动更多改变的声音就会浮现，这我能理解。不过，我们在议事殿堂里展开辩论前必须理清辩论的起点。担保有限公司所经营的媒体将继续受《报章与印刷馆法》约束，政府目前也以资助公共服务广播节目的方式拨款给新传媒，两家主要的主流媒体机构长久以来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持续发展和成长。”
笔者认为，毕丹星如此呈现他的论点真的过于取巧，但相信不论是反对党、学者或一般民众，都是担心媒体对政府的经济依附会失去它们的独立与客观。
本地报业准备进入新篇章，相信许多同行记者关注的也不仅是自己的饭碗，而是希望看到媒体的独立与客观不只不会受损，反而进一步加强。
此外，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若要抵挡外来势力影响，“由新加坡人写、给新加坡人看”的新闻与客观分析将更加重要。易华仁昨天也不只一次强调必须尝试保住母语报章。
然而，从一些外界的批评来看，许多人的思考逻辑和政府并不在同一条线上。一些人怀疑主流媒体的价值中立，他们也认为媒体业务重组只是用新瓶装旧酒，反对政府为资助媒体而使用纳税人的钱。
“如果没坏，就没有必要修它（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易华仁昨天在回应议员询问时借这句西方谚语，简单扼要地阐明政府的立场。
最近，在浏览英国《卫报》（The Guardian）为纪念创立200周年而设的专网时，看到他们将自己200年来犯下的报道错误整理了列在主页上，以正视自己的不足。这让笔者感到相当惊讶，这或许正是老牌报章要持久经营，所有媒体从业员所需要的反省与自我认知，也与大家共勉之。
不过，这些观察家想必会对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仁在国会发表的部长声明感到些许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