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写道，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许被视为邓小平之后的另一位强势领导人，但大众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在一些重要层面仍然约束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反思五四在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现实意义

李总理在中文贴文中分享了我国前外交部长杨荣文2009年发表、题为《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的文章，其中便阐述了五四运动对新加坡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五四铸就中国人集体决心对我国发展影响深远

李总理昨早在面簿先后以英文和中文就五四运动100周年发文。他在英文贴文中回顾说，五四是中国的转折点，当时的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拒绝封建传统和传统思想，为复兴中国和迈入一个新时代而激奋并动员起来。

李总理在英文贴文分享了另一篇2015年刊登于《外交家》杂志（The Diplomat）的文章《中国五四运动的遗产 》（The Legacy of China's May Fourth Movement），当中则反思了五四在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的现实意义。

李总理认为，在五四百年之际，五四所代表的文化复兴和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反思。他引述唐太宗的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并说道：“这句话提醒了我们历史的重要性。”

文章提到，虽然中国近年来变得更自信（assertive），但如果亚洲局势升温，中国领导人可能面临“战败”的噩梦。这可能进而激起民粹主义反弹，并超乎执政党的应付能力，严重损害其执政合法性。

昨天（5月4日）是中国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李显龙总理在面簿发文感怀说，五四代表的文化复兴和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反思，“不了解过去历史、起源和文化的人民，就像无根之树”。

“这也是为什么五四后思想解放到来时，中共思想启蒙者、共同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并没有转向西方启蒙时期民主人士的著作，或是对美国《联邦制度书》进行反思，而是和比他们稍有经验的同期苏联知识分子一样，转向马克思寻找新方向。”

他形容：“五四引发了一个志气昂扬和爱国主义的时代，令许多人决意不再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受辱。”

“这种精神灌注到国民党和五四几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商界领袖和报刊主人也加入给予支持，很多报纸开始引进副刊，谈论动乱中的新文化。这个传统时至今日，仍在《联合早报》继续存在。”

杨荣文说，五四对新加坡的影响，在占新加坡人口四分之三的华族的文化复兴中依然可见。他肯定说：“它在殖民地时期为华人社会注入的生命力和活力，令英国人感到害怕，也对新加坡的自治和独立，作出巨大贡献。”

例如，北京在决定如何就东海和南中国海争端采取行动时，仍会对任何可能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反弹，或可能造成国家蒙羞的行动保持警惕。

文章也强调，五四运动虽是一场民众起义，却不应被理解为民主的展现，尤其不是西方式民主；它代表的是一种深刻的民族主义和广泛的愤怒，这衍生自西方对中国所作出的掠夺。

杨荣文写道，五四运动铸就了中国人集体的决心，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推翻封建思想、提倡性别平等、反对黄色文化、强调普及教育以及推崇科学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