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保证100年后还有资源供应。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没有普世答案，但有解决方法。譬如怎么可持续性地砍伐，怎么捕捞鱼类，怎么种植棕油，都有方法。方法未必简单、未必完善，很多方法都还在不断实验、不断进步中。”
美国智库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GFN）今年的报告指出，如果平均分配，地球上每一个人所能拥有的“个人生态足迹”是1.7“全球性公顷”（global hectare，简称gha）。新加坡人的生态足迹为每人5.9gha，超出地球承载力三倍。
“东南亚没有这样的觉悟。印尼因为发展棕油还在砍伐雨林，滥伐态势完全没缓解。”
“唤回鸟儿不是无中生有。鸟儿一直都在，只是被困在仅剩的几个野生空间里。我要制造它们喜欢，又不太难打理的城市绿色空间。”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仅占土地面积约4%，其中约仅2平方公里原始森林占土地面积0.28%。也就是说，新加坡的发展牺牲了岛上几乎全部的树林。
从城市生态学角度，赫斯说新加坡是热带国家混合城市与自然的最佳典范。
“开始施行时，每次都要设道歉告示牌，譬如东海岸某片草地，我主张不要剪草，让野生树丛生长。他们就得设告示说明这里是鸟类栖息地，人们才不会埋怨。
“雨林就像教堂。树木巨大，延伸弯曲枝叶如穹顶，因为树叶茂密，光线幽暗，地上草木不多。我站在中央，虫鸣鸟鸣包围我，美极了！”
今年10月，他在基金会安排下，来新演讲环保问题并接受《联合早报》专访，
热带雨林和温带森林是不同的世界。学术上极度饥渴的赫斯为了认识雨林，不仅深入其境，更阅读他能找到的所有相关书籍。“南美洲亚马逊、非洲刚果、东南亚雨林，全球雨林生态基本原则不变，书本知识可相互借鉴。当然，一有时间我就钻进雨林里。”
面对面
赫斯说，在过去50年的“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时代，世界人口激增、城市人口大幅激增、能源用量、用水量、纸张产量、车辆数目、旅游发展等趋势全都以惊人速度攀高；与此同时，树林覆盖面迅速消失，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甲烷等大幅攀升。
“计划不是他们想象中要的。我的建议不是让他们像插棒棒糖一样，一棵棵直线型地种树，需要复杂和耗时的规划，维持起来比较麻烦。他们怕民众不理解，会埋怨说为什么把环境弄得乱七八糟。
树林的悲惨命运，只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在人类活动下悲惨下场的一隅。赫斯提醒：“动物数量减少是严重问题。这就像一个叠起来的积木架构，每一层都有作用；一个个取走，最后就是整个架构的坍塌。”
雨林有许多蛇蝎虫蚁，赫斯第一次踏进马来西亚雨林，才走300米就碰上一只发亮的黑蝎子。“我以为自己死定了！”
东南亚欠缺环保观念
大自然与人造绿色空间是两回事，后者无法取代前者的环境功能。
赫斯说，机制的改变需要时间，需要有志之士一起努力。他很高兴自己的想法，提供了我国城市绿色空间发展的一些科学根据，更高兴自己有机会参与过程。
不过，能做的永远更多。赫斯说，东南亚的环境保护状况并不乐观。
自然一经破坏难恢复
机制改变需要时间
人物
印度尼西亚的“内部移民计划”（Transmigrasi），把人民从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如爪哇迁移到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政府清除雨林，给人们一间小房子、一小块地、一点农耕物，就让他们自生自灭。
赫斯提到全球几个环保指标时说，新加坡尽管城市绿化工作做得不错，但是城市发展对自然环境永远造成最大破坏，城市人的索求更无可抑制。
赫斯（Chris Hails）旅居瑞士近30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总部担任不同领导工作直至2016年退休。
去年，我国的家庭垃圾回收率是21%，瑞典近乎100%，台湾是60%。
赫斯说，他所面对的一大问题永远是，如何让政府及发展商明白：自然一经破坏，难再恢复。“我们先清除森林，再种树，但那些树已经生长了150年，你的确能种树，但是你得等150年，才会拥有可比拟的生态环境。
赫斯热情满满，展开三年全岛性研究，侦查不同鸟群的位置——它们去了哪里，它们的居住环境，它们的食物需求。
1987年，赫斯协助马来亚自然学会（Malayan Nature Society）新加坡分部的鸟类保护小组，向政府提呈“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计划”。
离新之前，他见了时任国家发展部长丹那巴南（1987年，丹那巴南接任已故郑章远担任国家发展部长）。
“蛇、大象都碰过，你不惹它们，它们也不惹你。野生动物一般只想离人类远远的，我们才是滋扰、威胁。”
赫斯比较南美洲国家巴西说，巴西也因为畜牧业、大豆培植业（大豆用以喂养牲口）而大量清除雨林，不过近年巴西政府努力保护雨林，雨林消失速度已大大减缓。
不想坐看雨林被滥伐
作为环境保护者，赫斯并不以为人类可避免染指大自然，但必须在可持续的情况下利用它。
赫斯成长在英国工业城曼彻斯特，从小喜欢大自然，跑到人烟相对稀少的苏格兰念书，研究生态和鸟类学。
赫斯说，棕油产品无所不在，包括洗发剂、肥皂、牙膏等日用品都含有棕油。“你不可能不用，但可选择具持续性的棕油来源。”
“鸟人”赫斯博士上世纪80年代初到我国研究鸟类生态，是花园城市建设的贡献者之一。
“发展滨海湾花园的陈伟杰博士（国家公园局首任局长、滨海湾花园前局长）的自然与遗产价值系统也很有见地，我走后他找来很好的一批人，（1996年）建立了国家公园局。”
“要说服一些人，这片不起眼杂乱小雨林其实是新加坡宝贵的一个角落，很难。如果那个角落矗立一座150年的教堂、150年的庙宇，肯定引起很多辩论，到底该不该拆。但是几百年的树林，我们却毫不犹豫毁掉它。”
新加坡也在大加速时代崛起。自然保留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永远存在，如何平衡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没有一个社会可用任何理由推脱责任。
由联合国带头，2015年开始执行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调查排名，新加坡从2017年的61名（共157国），晋升至今年的43名（共156国）。我国在“负责任消费及生产”“改善气候问题”“保护水中生物”“保护陆地生物”四项目标中表现差强人意。
为雨林投身环保
杂乱小雨林其实是宝贵角落
超额消耗是地球生态无法再生弥补的无底洞，全球消耗在1970年就已超出地球承载力，目前更高出70%。
1976年，赫斯从英国应聘到一万多公里外的马来亚大学当教授，只因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和工会关系紧张，英国就业机会缺失。
马来西亚在上世纪70年代任由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清除森林、种植棕油树，犯了许多环境上的错误。
但是赫斯很快发现，人们对他的计划态度有所保留。“因为具开创性，我被看做是怪人，被叫做‘鸟人’。
“双溪布洛湿地是一片很好的保留区，它在海边，鸟类多种；附近有万礼红树林和滩涂（Mandai Mangrove and Mudflat）。鸟类退潮时在万礼觅食，涨潮时又回到双溪布洛。靠南还有克兰芝沼泽（Kranji Marsh）、蓄水池，所以新加坡有淡水，也有海水生态区。铁道走廊（Rail Corridor）是一条通往城市的绿色走廊，拉近大自然与人的距离。”
当时新加坡已经很少野生环境，鸟类的城市居住状况糟糕。赫斯提呈计划，要求当局尽量保留野生空间。另一方面，城市和花园要有利鸟类生存，就得把不同地区的野生环境和城市绿色空间连接起来，鸟儿和动物才能自由飞行跑动。赫斯于是提出鸟儿“绿色走廊”的点子。
透露在新加坡的经历时笑说自己曾是不受本地官员欢迎的“鸟人”，当年离新时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遗憾。
美国耶鲁环境法令及政策中心的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显示新加坡在180个国家的排名，从2016年的14名滑落至今年的49名，在生态多样性及栖息地保护方面分数大幅下跌。
“雨林看似土地肥沃，可一旦清除树木，泥土浅层的养分就会被日晒雨淋破坏得荡然无存，所以很多人迁移后生活穷困。”
1988年他离开新加坡后仍关注本地自然生态发展，刚在今年7月卸任我国“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简称WWF）主席职务。
环境绩效排名 新加坡大幅滑落
1990年，赫斯还和英国画家贾维斯（Frank Jarvis）合作出版“Birds of Singapore”（新加坡鸟类）图文集。
赫斯的建议在体制上实行不易，必须说服的机构太多。“我觉得自己在打一场孤独的战役。虽然研究做得挺开心，选择离开是因为觉得受打击。没有人在听我说话，没有人有兴趣。
第一次踏足热带，赫斯形容自己像傻子，得重新适应自然及社会环境，过程痛苦但满足。
赫斯还在印度森林里遇见老虎。“回住宿路上看到老虎的脚印！老虎就在前方！它步过河、转头看我、齜牙低吼，警告我勿靠近。我站在那里看它离开，是和睦共处的过程，哈哈！”
“我觉得真正有想法的是丹那巴南。他很专心地聆听我的计划，他也是后来批准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的人。
“当WWF邀请我参与全球环境保护，我想不如和理念一致的人一起打拼吧。”
一座圣殿怎么可以毫不犹豫被砍伐？赫斯因此投身环保。他说在东南亚看到太多棕油园、橡胶园取代大片雨林。“大树被砍倒，我感受切肤之痛。”
赫斯说到最爱，双眼发亮。“英国湿冷，东南亚湿热，热带生物进化速度更快；因为没冬天，生物没死亡期，种类比温带更多，生态更丰富更复杂，让人大开眼界。”
“新加坡要求的绿化是干净整齐、有组织规划的，但那不是大自然。大自然凌乱、充满野性、没有规则。这样才好玩，不是吗？”
后来他发现，多数野生动物并不凶悍，宁可保护自己也不攻击他人。最可怕的反倒是无所不在的“吸血鬼”——蚊子和水蛭。
1982年赫斯受我国国家发展部邀请，来到新加坡为花园城市建设出力。他开始了一个叫做“唤回鸟儿”（Bring Back the Birds）的计划，目的是让城市生态变得更适宜鸟类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