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栋喜爱阅读与写作，每天会拨时间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他曾为新加坡读写障碍协会、新加坡童军总会等写书，今年也计划写一本以积极生活、面对终老课题的书籍。
他说：“许通美教授教导我认识到，刑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惩罚，而是引导囚犯走回正途，融入社会。不论犯了什么错，每个人在法庭上都能获得辩护的权利。”
活跃乐龄充实生活
“不要只看电视，尽量从事一些活动，例如志愿工作。年长者也是能回馈社会的。”
袁国栋分享时说，曾栽培一名员工，让他学习账目管理。有一天，这名员工泪流满面，手中拿着自己伪造签名的支票向他道歉。他原本打算兑现那张支票。
儿女孙子在国外生活，他与妻子时常会同他们保持联系。去年底，他还与朋友到马尔代夫体验深海钓鱼。“从事各种活动让我保持身心健康，学习新事物让我有所期待。”
袁国栋（70岁）出生小康之家，在巴特礼一带的甘榜长大，在巴特礼中学完成中学教育后，到新加坡神学院学习，并以私人考生身份报考剑桥A水准考试，过后被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录取，修读法律。
大学毕业后，袁国栋与朋友创办“梁与袁律师馆”，他接到的首个案子是为一名涉持械抢劫的青年无偿辩护。这名青年最终被判一年缓刑监视，在保释期间，他让这名青年住进家中。由于家中有妻子与年幼女儿，身边的人都不认同他的做法。
助人发挥的效应可以很大
谈到养生之道，他表示每周几天会在家利用健身仪器运动，并选择少糖少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最重要的是，心态要对，保持平和与开朗的心情，对他人释出善意。
“但我觉得，更为欠缺的是那种日常的人与人交流。我们每天碰到邻居时，会否主动打招呼？会感谢服务我们的巴士司机吗？看到旅客望着地图似乎遇到问题时，许多人经过时不加理会。我一般会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忙，他们都会心存感激，回国后也会对新加坡留下好印象。我们很多时候就以害羞为理由，不踏出那一步。”
谁值得帮助，谁应获得机会，他心中有自己判断的标准。袁国栋举例说，看到视障者兜售纸巾，他会倾向于帮助对方，不介意捐钱支持。但如果遇到身强力壮、自称是释囚的男子在街上兜售10元钥匙扣时，他会问对方是否寻求相关援助机构的协助。
每个人都应获得改过机会
发达的社会是否还需要像行善运动这样的平台？袁国栋觉得，行善运动还是有推行的意义。“像日本这个普遍被视为优雅社会的国家，它开展的行善运动至今已约50年。如果连日本还在进行这样的运动作为提醒，那我们更为需要。”
提倡行善却遭到不友善待遇时，袁国栋选择“退一步”来思考，不受他人负面观点所影响。
袁国栋在律师楼工作约四年后，前往加拿大进修神学，之后在加拿大与美国旅居长达20年，1996年回国后继续当执业律师，直到2007年退休。他退休后曾管理心理评估测试公司，2011年接到政府邀约担任新加坡行善运动秘书处总干事时，他决定接受这项任务。
袁国栋说，大学最后一个学年教导他的许通美教授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他对释囚的观点，还为此以“罪犯重犯率”为毕业论文的主题。
他举例说，几年前，英国男子安顿·凯西（Anton Casey）在面簿发表嘲讽本地公共交通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相关他的私人生活与资料很快被网民“人肉搜索”。
新加坡行善运动前年举办名为“多添一张椅”的活动，让参与的家庭趁佳节聚餐期间，招待一些家庭和独自过年的人士，希望借此鼓励人们主动散播温暖。袁国栋说，行善运动能做的是催化点子、鼓励关怀，最终还是得靠个人行动。
更生商人感恩回馈
问他为何选择原谅那员工，这名基督徒相信，每个人都会犯错，只是严重程度不同。每个人都应获得宽恕改过的机会。“但这并不容易。确实有些人执迷不悟，无从帮起。如果一个人不知悔改，我不可能把他留下。”曾有员工偷律师馆的钱，而且在充足证据跟前仍不愿认错。他们只好请这名员工离开。
黄姓商人（60来岁）是当年获得袁国栋帮助，住进他家中的边缘青年。这名现已儿孙满堂的商人还曾是新加坡更生团契的义工，也聘请释囚，给他们自食其力的机会。
袁国栋认为，社会上其实有不少机构在帮助释囚，他们应从正确管道寻求协助，兜售物品的方式很难取得民众信任，非长远之计。他希望社会有更多人给予释囚更生的机会，因为得到帮助的，不止是释囚一人，他的家人也受惠。
“我们后来一直保持联系，他现在已是成功的商人，有美满家庭，并且在帮助释囚。所以，当你帮助一个人时，发挥的正面效应可以很大，你可能已不仅仅在帮助一个人。”
袁国栋认为，良好睦邻关系对老龄化社会越来越重要。远亲不如近邻，与邻居保持密切关系、相互照应，彼此都可在有需要时获得援手。
袁国栋认为那员工有悔意，于是撕掉支票，选择原谅。该员工后来成为律师馆得力助手。
不受负面评语影响
新加坡行善运动秘书处总干事袁国栋博士自2011年以来扮演的“行善大使”角色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多年来关怀、积极为释囚争取更生机会尤其令人感动。袁国栋与伙伴在40多年前成立释囚援助组织，后来发展为今日的新加坡更生团契，通过辅导与支援项目，为数千名释囚与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持。袁国栋以不同的角色回馈社会，是去年总统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奖的个人奖得主之一。
相较于现在，早期的释囚更难被社会接受，许多释囚无法找到工作，甚至不被家人谅解，也因此更容易走回歪路。袁国栋的律师馆那时已经聘请释囚，希望能给他们一个改造机会，但过程并不容易。
他说，有网民因此攻击他，指他袒护外国人。“但我相信，我们须为正确的事发声，反对不正确的事，即使可能被他人误会。
踏入花甲之年后，不论是挑战探险活动或写作，袁国栋继续追求兴趣，把日子过得精彩。于2011年获颁活跃乐龄奖的袁国栋认为，年长者仍然可以过活跃与充实的生活。
袁国栋受访时说：“我觉得他是真心要悔改，只因受到不良影响才会犯错。保释期间，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是这么想的。
行善从日常生活开始
这名更生商人说，年少生活环境复杂，他结交私会党徒，20岁犯下持械抢劫罪。他后来信仰宗教，对人生慢慢有另一番领悟，在犯罪几个月后自首。
袁国栋认为，新加坡的行善和优雅行为意识其实已有所提升。“但社会行为总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改进。人们基本上是有善心的，当看到他人有需要时，不少人会乐捐，或从事志愿工作。
袁国栋以安顿·凯西事件和其他类似例子在报章发表《我们的同理心到哪儿了》一文，呼吁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发挥所谓的正义前，应该思考。
袁国栋后来认识早期在监狱教堂辅导囚犯、支持囚犯更生的邱殷扬牧师，并在邱牧师建立的工作基础上，于1974年合办协助释囚的志愿组织Life Rehabilitation。这个组织10年后更名为新加坡更生团契（Prison Fellowship Singapore），加入国际更生团契行列。
他忆述当年：“我通过教会朋友介绍，获得袁国栋的帮助。我不认识他，但他帮我辩护，还收留我这个陌生人。我获得改过的机会，告诉自己要回馈社会。”
老龄化社会更需睦邻
“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你不必被他人的负面评语影响，因为还有更多人是在肯定你所做的好事。”
律师出身的袁国栋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透露，他处理的第一宗案件，就是无偿为一名涉持械抢劫的年轻人辩护，并在对方获得保释期间，让他住进自己的家。是什么力量推动袁国栋帮助这些容易受到社会排挤的释囚？他又如何看待本地的行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