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蔓生着桃金娘的山岭，有着一个神采飞扬的名字：雁山。现在也许已经没有了桃金娘之类野生植物的容身余地，也许开垦了种上了稻子，也许开拓了建成厂房。三月天不再有什么人在那里抱着什么“伤春心事”，而是赶上了春天，和春天住在一起了。像雁一样，一切都那么飞扬。
又是杜鹃花开的时节，又有人在提起“淡淡的三月天”了。
罗孚上世纪80年代曾用“吴令湄”的笔名，为香港《海洋文艺》杂志写过不少抒情小品，大多散佚。近来由黄子平编选罗孚散文典藏──《繁花时节》，可能手头资料有限，不少罗孚的精品没能编入，包括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明报月刊》写的《燕山诗话》和几十篇散文随笔，更遑论早年的作品了。
和桃金娘真是久违了，已经30年以上没有再见到这种野生的小果实。不由得使人像怀念儿时的游侣那样，怀念起她来了。
难道像梅花的冷艳那样，李花是有着淡艳的么？梅花虽然显得冷，却自有红颜，还是艳色。李花就不一样了，只是一味的淡素。
记得在夕阳影里，沿着山坡，低着头寻找那丛生的桃金娘身上小小的果实，一粒粒的抛进口中，咀嚼那酸甜。实中有许多芝麻般的小粒，大的是核吧。味道虽然比不上纯是果肉如葡萄，却也只有一种野趣。
三月，“暮暮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舞……”。江南的三月，江南的春天是令人神往的。
罗孚要求家人请金庸、黄永玉“协助松动”后不久，开始用“柳苏”的笔名写稿，也开始用罗孚的名义写信、活动，罗孚甫被“软禁”于北京双榆树南里小区（公安家属宿舍）期间，他通知朋友来往信件一律要用“史林安收”，他在《明报月刊》的“燕山诗话”专栏，也是用过去从未用过的“程雪野”笔名。
春末夏初，常有乡下人用竹篓装满了这些野生的果实，挑到城中售卖。一个铜板就可以买来一大堆，够吃好半天，吃得厚齿具紫，那是果汁染上的颜色，颇有些像嚼槟榔嚼得满口都红一样。
“艳”李也还可以接受，虽然淡素，李花还是有好颜色，还是美好。
如果只是李花，只是梨花，只是一朵朵、一簇簇的白色，那还可以说是“淡淡的”。但就是这样，也还有别的红紫和她们一起开放，有的花开放出浓艳，而不是清一色的李花淡白、梨花淡白。
──写于1975年的三月天
（作者是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待到1986年之后，罗孚已开始可以在国境之内遨游山水，在内地杂志发表文章了。罗孚羁留北京10年，令他摒除一切行政工作及杂务，以“柳苏”的笔名在北京《读书》月刊写了《香港作家剪影》系列文章。
我手头上保存一份罗孚于1975年写的小品手稿：《春日杂想》，是一篇澹美的诗意小品，文章短，特予披载，与读者分享──
但三月天却无论如何“淡”不起来，除非在春天里，心中有轻愁。那也是淡了的哀愁之类，也不是“淡淡的三月天”。
然而，却也有“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说法。桃花有艳色，李花又有什么艳呢？
那一次初夏到江南时，却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满足，还可以欣赏到大盆大盆的杜鹃花，尽管缺少了映山而红的那种气势。从那一次才注意到盆栽的杜鹃也颇有可观。
《香港作家剪影》介绍的作家，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读者心目中，仍然相当陌生，如曹聚仁、董桥、叶灵凤、亦舒、林燕妮等等。
我们也就人云亦云地跟着说了，写了。“淡淡的三月天”时间还不长，“艳”李的说法却有着千年以上的生命。
“若到江南赶上春”那就妙了。至今还不能想象那一份迷人的明媚。
三月为什么是“淡淡的”呢？既然杜鹃花开，开得像山头的野火、天上的云霞。而开放的又不止杜鹃的红紫，还有别的花朵，万紫千红。
评论家黄子平教授曾给予高度评价：“‘南斗文星高’──最早鼓吹香港散文的‘典藏’价值的，是罗孚。早在三十多年前，20世纪80年代，他以笔名‘柳苏’，在北京的《读书》杂志连续撰文，绍介曹聚仁的随笔，叶灵凤的小品，高雄（三苏）和梁厚甫的怪论，乃至亦舒、林燕妮的言情专栏，以其灵动的文笔，彩绘了一幅‘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香江文苑风景。”
说神往，不是因为从没有到过江南，只是从没有赶上江南春。到过江南五六次，最早一次是初夏，最迟的一次是初冬，没有一次赶上春天。
和“淡淡的三月天”正好相反，明明是浓浓的三月，是三月的浓春，却要说“淡了的”。淡而说“艳”，浓却说“淡”。
“艳如桃李”，恐怕是李花沾了桃花的光，被跟着不艳而“艳”了。
这使人想到的是浓，不是淡。是浓得化不开的春色，哪里用得上一个“淡”字又再加一个“淡”字？
没有很好观赏过野生的杜鹃。年轻的时候在故乡，也看过漫山红遍的花株，一直以为那就是杜鹃花，谁知道只是桃金娘的花朵。桃金娘的好处是花落后有小小的紫色的果实，像葡萄一般可吃。但那花朵，在记忆中就实在不如杜鹃。也有人对着那一带山岭，写下了“伤春心事杜鹃花”的诗句，也许桃金娘和杜鹃杂生在一起，当年把她们清一色误认为杜鹃；如今回忆起来，又清一色把她们误认为桃金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