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也不是因反对而反对，他之口诛笔伐，他只是不能接受对中国文化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僵化为酱缸文化。
“每一封建王朝，都把孔子当作神圣供奉，信奉孔子是假，维护统治是真……五四运动之时，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这个道理。但在学术上，孔、孟言论，有值得研究之处，如民贵君轻之说，有教无类之说，都值得探讨。”（《孔子与中国》）
很多人以为五四运动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连根拔起，其实作为五四文化运动几位主将，对儒家思想都持一分为二的观点。
由于在台湾出版这套书存在政治危险和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当时定的稿酬每位作家1500元港币是象征式，比中国大陆开放后稿酬的大幅涨价，有一定距离。
还有台湾读者是否对内地作家作品感兴趣，市场未卜。此是其二。
自由惯了的柏杨，希望能自己安排行程，包括安排会见想见的人物。
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来电，表示今年是柏杨诞生1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柏杨版资治通鉴》36卷作为纪念。希望我录一段视频给她，内容谈与柏杨的交往，在纪念会上播出。
他与鲁迅一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
台湾“大陆文学大系”风波
在柏杨的盛情要求下，我最后答应为其组稿。我后来通过中国大陆作家陈建功兄的协助，组成了12部稿，包括莫言、王安忆、刘心武、郑万隆、余华、贾平凹、舒婷、谌容、陈建功、张承志、格非等。
这件事发生后，柏杨决定自己安排行程及会见人等，当然办起来并不很顺利。
柏杨张香华伉俪准备启程赴大陆，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主任聂华苓建议由茹志鹃代安排。聂华苓与茹志鹃稔熟。
柏杨年轻的时期，最喜欢阅读的是张恨水的小说：“在高中入学考试前，为了准备功课，到开封图书馆读书，偶然间从书架上发现一本张恨水写的《啼笑姻缘》，立刻被其中的情节抓住，每天都看到下午闭馆，被馆员吆喝赶走。男主角樊家树与女主角沈凤喜、何丽娜的传奇式恋爱，使我走到街上都一直惆怅若失，几乎把新学会的平面几何忘光。”
柏杨与茹志鹃的矛盾
1988年，当柏杨返大陆考察及探亲，途次北京，北京一些入选“大陆文学大系”的作家，相约去拜会柏杨，当然柏杨也想见这些素未谋面的作家。
1949年柏杨赴台湾，身份是国民党“青年反共救国团活动组长”“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1950年开始，以郭衣洞之名写作。
柏杨在《回忆录》提到他正式的出生日子，他自己也很模糊，他的生母在他诞生不久便逝世，父亲也说不清，继母更不了了之。
茹志鹃进一步说：“若是让柏杨见王若望，也许柏杨有很多东西可以写，但会给王若望留下什么呢？也许他的处境会更困难。于是我拒绝让柏杨见王若望，这是我不对，我向柏杨说了谎。”
柏杨认为，两岸睽违凡40年，彼此间产生隔阂，所以他希望《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可作为文化桥梁，“文学不但使真相现形，也使人生命充实和丰富。通过文学，不但使两岸彼此了解增进，进而相互激赏，也终于在彼此尊重之下，建立同心共荣的前途。”
可是，后来才发现3月4日才是他正式被捕的日子。原因台湾调查局做了手脚：“原来法律规定，任何刑事案件不得超过四个月，而且冠冕堂皇的宣示：如果超过四个月，被告在拘押期间所有的口供与证据，都作无效，用来保护被告的人权。而我是1968年7月7日由调查局移送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如果不把拘押日期从3月4日改为3月7日的话，调查局的拘押行为就完全违法。”（《柏杨回忆录》）
柏杨的《家园》回忆录，是写他1949年赴台、40年后（1988年）第一次踏足中国大陆的经历和感受。其中两章《大陆文学大系》和《捐门槛》的内容与笔者有关。
柏杨后来写道：“上海作协的盛情接待，我非常感谢，如果不是他们代订旅馆，我和香华可能无处可住，但就在茹志鹃女士宣称王若望不在上海的当天，我就告诉她，我以后的行程，自己安排，上海作协本来指定一位年轻作家陪同全国各地的，也请他们取消。”
我对“捐门槛”事件原本并不了了，还是后来读到柏杨在香港《明报》连载《家园》披露才知道，但在《家园》中，柏杨并没有具明“捐门槛”是谁讲的。
我1985年在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期间，柏杨寄了全套白话《资治通鉴》给我，成为留学期间的良伴和精神食粮。我是非常感谢的。
其中双方最大矛盾产生是柏杨要求探望王若望事件上。
柏杨自称，他考上开封高中后，才开始涉猎外国文学作品，但他表示，“看过当时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鲁迅，特别是鲁迅小说的沉重和积郁，那种每一个字都像石磨一样在心灵上转动的压力，把问题冷峻的刻划出来，他的小说对我的影响，极为深远。”
柏杨夫妇大陆行，茹志鹃以上海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身份出面，上海作家协会作为一个接待单位代安排所有行程，是最好不过的。
如果今天中国文化，不善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严肃整理国故并融入西方先进文化，兼融发展，是难以有大进步的。
活动完了之后，我在爱荷华大学进修英语，所以翌年即1984年可以与参加应届“爱荷华写作计划”的柏杨、张香华夫妇叙晤。柏杨是我神交已久的台湾作家，这次在美国中西部小城爱荷华意外邂逅，喜出望外，返港后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
但是，事后个别作家还是传来一些微言。
这部小说描写苏联红军二战期间在中国东北的种种“恶行”，意喻红军从东南飞到沈阳、抚顺，像蝗虫般带给中国巨大灾难，符合国民党的宣传政策，因此获得大奖。
柏杨在《大陆文学大系》一节写道：“（1987年）3月，我去香港参加香港电台主办的读书节目颁奖典礼，和作家彦火先生晤面，我告诉他我的构想，当时，海峡两岸还没有解冻，但暖和的气息，已开始扩散，我有心在台湾一系列介绍大陆作家的作品，使大陆作家能在台湾家喻户晓，作品能在台湾流传，并借着台湾精致的印刷，更进入海外华文市场。但我对大陆文坛毫不熟悉，30年代作家当然有印象，40年代以后作家因两岸彻底隔绝缘故，连姓名都不知道。所以我拜托彦火先生义务帮忙，作家名单及作品，统由他决定，他初步遴选12位作家（包括一位诗人），每人作品一册，共12册（包括诗集一册），稿酬每册港币1500元。彦火先生对大陆作品在台湾市场情形，略有所闻，询问是不是有出版社委托我办这件事，当他听说只是我个人的计划时，深为担心，但仍被我说服。”
茹志鹃待到翌年1月26日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访问，作了回应。
为清白起见，我只好向柏杨求救：“我们原想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尽一点力，断不料竟到如此地步”，并恳请他出一份稿酬证明，“否则，我就算跳进大海，也水洗不清。”我怕邮误，立即传真过去。
据柏杨后来忆述：“半年之后，12位作家的12册稿件寄到台北，我送给远流出版公司总经理王荣文先生，特别声明，第一、我同意不署名主编，他可以用任何人主编，只要能帮助推销；第二、他除了直接付香港彦火先生所转付的稿酬之外，我不收一文酬劳。但仍不能使王荣文动心，两个月后，他问我是不是可以转介新地出版社，我说当然可以。结果新地出版社把稿件退给远流。我只好多复印一份，分别再向骏马出版公司总经理林明珠女士、林白出版公司总经理林佛儿先生推荐。最后，林佛儿勉强接受，他认为12册不能一次出齐，准备一个月出两册，使资金的压力得以平均分配，但必须由我担任主编，并付我每册新台币5000元主编费，12册6万元，那时新台币还没有升值，约合美金2100元，我很高兴担任主编，但不接受一分一毫报酬。这12册书定名《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当我启程前往大陆时，已出版八册。”
他认为儒家思想如“有教无类”、“民为贵，君为轻”等等，都有民主的成分，孔子的“为仁由己”，则兼具自由意识。
柏杨当天便出一份简短声明，重申稿酬是1500元港币，并向我致歉：“深感对你不起，你并没有从中拿一文钱酬劳，还要付出邮费和分出时间，当初，只是看到海峡两岸隔绝40年，希望尽一份文化人的责任，才把大陆作品介绍到台湾，如此而已。……”
此后，柏杨要单独行动，人地生疏，不免碰钉，他写道：“他们之中一位是复旦大学教授，安排23日在复旦举行一个座谈会，我高兴能受到邀请，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一时半，我在旅馆等候，他们派人来接。可是时间已到，我衣帽整齐，正襟危坐，每一次门铃声我都认为定是来接我的，直到三时，还没有消息，不但没有人来，而且没有一声通知。”
柏杨的杂文尖锐如匕首，无疑是台湾式的鲁迅，但他比鲁迅对不合理社会的制度体验更深刻。因为鲁迅没有坐过牢，他坐过国民党九年牢；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在80年代台湾销路冠军，在今天看来也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结果柏杨夫妇自己去探望王若望。
1960年开始以笔名柏杨为报刊写杂文。
（作者是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
我觉得柏杨与茹志鹃的矛盾，说破了只是大家对彼此处境及社会背景不了解所造成的。
他在《回忆录》写道：“从《啼笑姻缘》《金粉世家》《大江东去》，直看到歌颂国军常德保卫战的《虎贲万岁》，只要是张恨水写的书，我有见必买……”
根据官方报道，柏杨于1920年11月1日于河南辉县出生，原名郭定生，后改名郭立邦、郭衣洞，柏杨后来则把自己的出生日，定为3月7日，这一天是他在台湾身陷缧绁9年29天出狱的日子。
他在黑牢中，写了《中国人史纲》等三部史学著作，他晚年又倾尽心血把过去少众读者的《资治通鉴》白话文化普及化，功德无量！
关于柏杨的生日，最近阅了《柏杨回忆录》，才知其间有不少诡异的背景。
柏杨先生托你转来的信已收到。他同时也直接给我写了信，并给我他在台北家中的电话，我试了试，竟很快接通了。他告诉我他将在15日从香港再告诉我他来上海的具体航班。他来访问，许多人是非常高兴的，但我就生怕热情过了头，会给他带来不便，他来访问时，我们将派评论家、《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全程陪同，住宿、车票等已电告各地兄弟协会，他们会妥善安排的。他们知道郭先生要来，都非常欢迎，如柏杨先生到港，你见到他时，请代为转告，他的具体日程，如另纸。
可是，因为两岸睽违凡40年，海峡两岸文化背景很不一样。在中国大陆，如果没有接待单位，很多事情是办不了。
另一位大将胡适也并不一概的否定传统文化。
结果听说有一位刘姓作家，表示坚决不见，还说了一句很不中听的话：“柏杨搞作家大系，还不是‘捐门槛’！”（见柏杨《家园》）
我与柏杨夫妇及茹志鹃都是很好的朋友。我1983年与茹志鹃及她的女儿王安忆一道参加应届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柏杨的中国大陆行，除了台湾《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的风波外，他在第一站的上海行与上海作协副主席茹志鹃也闹出很不愉快的事件。
柏杨到台湾才开始创作，第一部处女作的小说是应征国民党“中华文艺奖金”的长篇反共小说：《蝗虫东南飞》。
我是1984年秋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认识柏杨、张香华伉俪，此后成了忘年交。
某次，我在香港接待一位入选的刘姓作家，在我请他吃饭的期间，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说起此事，这位刘姓作家当堂反脸，指着我拍案而起，说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负责最大的责任。平时语拙的我，竟然会气得说不出话来。
中国大陆开放后，12位的中国大陆新锐作家的选集，严格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陆文学大系”，充其量是一套小型丛书而已。反而在出版过程中很不顺利。
这一番话可谓意味深长：珍惜中国文化，不是照搬硬套——“酱住它只有使它没落死亡”，换言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弃其糟粕，存其精髓，吐故纳新，才能带来中国文化的新机运。
茹志鹃对记者说：“我和柏杨的认识、交往，是因为聂华苓的关系。我和聂华苓是好朋友，聂华苓和柏杨又是好朋友，聂华苓曾向我表示，柏杨很想回来看看，但他不愿以探亲的身份回来，而希望有个协会邀请他，于是我觉得，我们上海作家协会愿意邀请他。”
换言之，如果柏杨认为被捕日子是他的生日，应该是3月4日而不是3月7日，但是所有传媒的报道并不予以深究，一律写柏杨的生日是3月7日。
表面上似乎风波已过去，其实不然。
信中称“郭先生”，是柏杨的原名“郭衣洞”。
我于2000年在《明报月刊》为他开了“柏杨论古说今”专栏，他坚持写了两年。我在香港策划的文学活动，如“报告文学征文奖”、推广旅游文学的学术研讨会，柏杨先生都是拄着拐杖与张香华大姐来参加，一副义不容辞的气概，对被商品社会挤压得奄奄不振的香港文学，无疑是一服强心剂，令人鼓舞。
“捐门槛”是旧中国封建社会一些妇女为消灾，便为寺庙捐一条门槛，当作妇女的替身，为众人踩、万人跨，以救赎自己的罪过。鲁迅小说《祝福》主角祥林嫂因改嫁生了个儿子，被视为大逆不道，所以听信柳妈的话，向土地庙捐了门槛。
事后忆起，这位刘姓作家反应如此强烈，不就是自己对号入座吗？！如果他没发这一通大脾气，我还不知道说柏杨“捐门槛”是何方神圣？
1968年3月7日，他自己写道：“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以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狱，要求处死。其后，又被改判有期徒刑12年。于是从此，我就以3月7日作为我新的生日，不但纪念我的苦难，也强调自该日起，对笼罩我一生的蒋家父子政权的唾弃。”
后来因为柏杨要求探望王若望事件，觉得茹志鹃刻意不作安排，使柏杨非常不满，难怪对茹志鹃大有意见。
柏杨此后对茹志鹃便很有意见，并在他的《家园》回忆录原原本本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写出来。
他在一篇《按理出牌·珍惜中国文化》的杂文中说得很清楚：“中国文化面对西洋文化的冲击，已不绝如缕，再不能不加珍惜，酱住它只有使它没落死亡。”
主要是双方缺乏沟通的途径。柏杨事后也觉得拒绝上海作协的协助，是一个“鲁莽的决定”。
“捐门槛”无疑是恶毒的咒语，传到柏杨的耳中，为之勃然大怒。在他的大陆行回忆录《家园》便原原本本写出来。
他又说：“1949年，我29岁（假定我的生年没记错的话），流浪到台湾，在行政组织严谨的台湾区公所办户口时，因为不能肯定我的生日，所以临时起意，顺口报出一个印象中不容易忘记的日子——11月1日。”
茹志鹃对此事感到为难，表示王若望不在上海。
如揭橥五四文化运动的巨匠之一陈独秀，便作了明确的宣示：
柏杨死心不息，张香华通过香港的胡菊人，辗转联系到王若望的电话，证实王若望在上海家，并没有离开。
当时柏杨曾通过我转信给茹志鹃。1988年10月4日，茹志鹃曾给我来一封信，内容略谓：
今年是柏杨先生100周年冥寿，意义重大。我谨在这里，为一个追求中国民主自由历经沧桑、百折不挠的文坛战士和对人世间怀着极爱和极恨分明情怀的文学巨匠表示崇高的敬意！
后来柏杨1989年出版大陆行《家乡》的回忆录，还把茹志鹃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访问记附在书末，俱可见他的磊落胸怀！
其实五四运动其本质是反对中国旧礼教。礼教害人，罪证累累，在鲁迅、柏杨的笔下，予以无情鞭挞得体无完肤。
首先是辗转听到谌容女士不满意稿酬，后来不免有人起哄，杂声越来越多，作为中介人的我，更备受质疑。
光荣属于过去
其实，我乍听柏杨的设想，起初有些担忧。因为其时台湾“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还未取消，中国大陆作家作品在台湾是被严禁的。换言之，出这套书有政治风险。此其一。
柏杨的杂文尖锐如匕首，无疑是台湾式的鲁迅，但他比鲁迅对不合理社会的制度体验更深刻。因为鲁迅没有坐过牢，他坐过国民党九年牢；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在80年代台湾销路冠军，在今天看来也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柏杨的杂文对国民性的鞭挞，往往入木三分。
我的视频内容如下──
柏杨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人人都说中国有五千年文化，有五千年文化那是没有问题的，但一切光荣都属于过去，诚如德国名将鲁道夫先生看了《孙子兵法》后曰：‘我佩服中国人，但我佩服的是古代中国人，不是佩服现代中国人。’盖现代中国文化似乎只剩下一个优点，势利眼是也。”（柏杨《怪马集·短视》）
最初入选中国大陆作家因从未在台湾出书，加上陈建功兄的江湖地位，全部作家答应这个条件。
所以柏杨不光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
今年柏杨冥寿100周年。
1968年柏杨被国民党以莫须有罪入狱，同房难友认出他并揶揄他：“你不就是写反共小说的郭衣洞吗？”他只好默认。“真是报应啊！”难友叫嚷道。
他说道：“我还模糊记得我的生日是阴历九月初七，不过，更加不敢肯定这个日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内陆乡村，几乎仍是原始社会，除了大人物或是世家子弟外，很少有人为一个孩子庆生。所以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毫无意义。我的出生就像一个动物族群中一只小驹，诞生在茫茫的天地之间。”
从上述茹志鹃信中的表述，她对柏杨夫妇的大陆行非常重视并作了精心安排。
尔后20年，柏杨把11月1日作为他的生日。
对柏杨探望王若望的事，茹志鹃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是这样说的：“另一位台湾作家应凤凰女士曾提到要见王若望，我可以很坦白地说，当时王若望是不是在上海，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我说王若望不在上海，这是我不对，是我撒谎了。但我的动机是基于保护王若望，因为王若望已经很为难了。他这个人的性格又很像儿童。你三句话引他，他什么都可以讲，是很坦率的一个人。”
柏杨原以为被捕后，再没有机会过生日，因为国民党原要把他置之死地的。
人人都说中国有五千年文化，有五千年文化那是没有问题的，但一切光荣都属于过去。 ──柏杨《怪马集·短视》
相信柏杨最喜欢的还是鲁迅的杂文，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像鲁迅一样，写下大量针砭时弊的杂文的原因。因了这些作品，最终国民党当局把他送进黑牢九年多。
事缘早年（上溯1987年），柏杨有一次来港，谈起大陆开放后，涌现一群新锐的作家，台湾读者讳莫如深，所以他表示要主编一套大陆文学丛书，并希望我协助代组稿。
2018年值兹柏杨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我参与策划组织了两场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场是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办的柏杨先生“创作与人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场在香港举办“文学批评与人生”讲座，论述柏杨先生作品与人生关系，反响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