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曾遇到阿强，他在碧山一家咖啡店有个煮炒摊位，只是两年后我再走过时，煮炒摊已换人经营。我也遇过阿娇，那是更早的事，40多年前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是住在马来西亚笨珍的水上人家。
阿珍为什么嫁给大她近十岁的阿强？或许与一个小事故有关。有一天下大雨，阿珍家窗外的天井很快积满水，水淹上她家门前的过道。那时刻，大人都留在房里，勤快的阿珍拿起小瓶子盛积水，然后倒进一个大水桶。可是，不晓得怎样，她竟滑落进有一米深的天井里。她在烂泥里站不稳，发出呼救声，家人没听见，幸好阿强听见了，立即跳进水里把她抱上来。
“藏龙卧虎”之地？
大肥嫂是个好邻居，从来不和人争吵，不过喜欢赌四色牌，有时候还连续玩几个通宵。为了赌牌，她不煮饭，每次都呼唤敲竹板卖面的送来两碗面汤给两个孩子吃。她自己不吃，只猛灌咖啡。
大厅变宴席厨房
我很怀念巧香的弟弟，他有个花名“大肥英仄”，英仄是马来话“先生”的意思。他长得白白胖胖，像极他母亲，很爱笑，每次跟我们这些哥哥姐姐玩，都成为嘲弄对象。有一次在沙地上跌倒，膝盖破皮流血，他不但没惊慌没哭闹，爬起身来又追着我们跑。
这个倒粪工友烟瘾很重，总是手不离烟，或许是工作环境使然？他爸爸抽的则是鸦片，他家的开销当然比一般人家大得多。有一天，听见他老婆向家婆开口：“三毛钱有吗？我去买块猪肉，头晕得厉害。”原来刚生小孩，可是没几天小孩就没了。她那时应该还在坐月子。
阿猪和阿陈虽然有正当职业，也有孩子，相信他们当时还没脱离私会党组织。大杂院里便常住有两三个流氓模样的人，阿龙是其中一个。
那年小学五年级的作文比赛题目是《我的邻居》，我就把阿肥嫂的故事写进去，得第三名。高中时，我又以这个题材写成短剧《阿枝嫂》，结果学校毕业特刊不用，《南洋商报》的杨守默先生也退回稿。
大杂院其实就是一座面积比较大的亚答屋，由木板间隔成大小18个房间，另有个大厅和三条通道。大厅摆了一张八仙桌，围八张沉重的硬木椅子。屋主供奉的大伯公，连同两侧挂着的父母遗像，都被画得表情严肃，双目炯炯有神。我每次走过大厅，都有意避开他们的眼光。18个房间分成左右各一行，中间两行，还有后面横的一行，总共住了最少15家人。
阿龙常来我爸爸开的零食店，买拆开烟盒零售的烟支：扑克牌的香烟一支卖五分，海军牌一毛，三个五牌的一毛五分。他来买烟都记账，累计到一块钱时，爸爸就会向他讨钱。有一次，阿龙不肯还钱，还作势要打我爸爸，阿陈可能听到争吵声赶过来，斥责阿龙：“人家两个孩子还小，卖你十根香烟赚不到毛半钱，养家不容易。”她代付钱后还说：“我以后每个星期来替他结账。”
一天清晨我出门上学 ，看见路边停着一辆救护车，不省人事的阿肥嫂躺在担架上被抬上车。不过，两天后就出院。她在大厅里坐着，看见我就说：“你帮我叫粿条面，两碗汤的，还要一碗干的，要多多辣椒。谢谢你呵。”那时候邻居都喜欢差遣我给她们去巴刹买点小东西什么的，她们不放心自己还小的孩子过马路。
第一次是个星期天，大杂院最热闹的时间，大厅的八仙桌上七八个人围着赌万腊（21点）；阿琴姐、她妈妈、金婶和小叔的老婆四个人，则在一张小餐桌上玩四色牌；我和几个小朋友也坐在大厅的角落玩扑克牌，赌注是树胶圈。大杂院宛如赌场。
他们三兄妹都不是大杂院屋主的亲生孩子，大厅里挂的那两张没有笑容的老人画像，只是他们的养父母。我们搬来前几年，他们都先后去世了。据说这里以前是家武馆，阿龙这些私会党徒最初就在这里学功夫。至于老人与私会党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他们的老大，就没搞清楚。
第一次看见人亲嘴
他们育有两个女儿，年龄比我小很多。在我记忆里，夫妻俩总是从早忙到晚，工作十分辛苦。后来他们还在林大头路巴刹内租个小摊子卖自己的产品，不晓得有没有生意。进入70年代，这种潮州款式的木屐已经很少人穿，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度过后来的日子？
冲凉房成烂泥地
恰巧屋主阿猪的太太阿陈过来讨屋租。阿陈看见这一幕，竟然打开小皮包拿出三毛钱给她：“下个礼拜一起还。”
2017年，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会讲潮州话的印度人库拉瑟卡兰。他说我们搬家不久，隔壁的印度人理发店便转让给他爸爸经营。我们原本住的房子，也变成他们一家和相继聘请的理发师的住家。我原本对他说的半信半疑，他把翻拍的谢健村巴刹水龙头照片给我看，我好像回到了童年。
大鼻的爸爸去世后，那个最多只有30来岁的妈妈，便得挑起养活一家三口的重担。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唐山阿嫂能做什么呢？洗衣，大鼻的妈妈是大杂院出名的洗衣嫂。她一大早出门，下午两三点才回家。假使有人坐月子要雇洗衣短工，也会找上门来。大鼻妈妈后脑梳髻，身着唐装，上衣浅蓝，右衽开襟，黑布裤子由一条银链扣着，外表比真实年龄要大许多。
阿猪的弟弟阿强告诉我：“这个暗牌退休了，可当年就是他，在警署里把阿龙打得很惨。”
“你们搬走后，大杂院改建，后面扩充了几个房间，还是阿答屋。只是两年后，政府便发布征用土地的通告，我们也搬了。”
冲凉房与厕所挨着建，免不了出现的木板间的缝隙，提供偷窥浴室春光的方便。有一天出事了，正在冲凉的阿肥嫂尖叫起来，可是等她穿好衣服夺门而出时，厕所门是开着的，里面没人。
还有一个我们称呼为“小叔”的年轻人，也算是个老板，他没店铺，专门承包上门服务的潮州酒席。他接到生意时邻居都知道，大厅立即闹哄哄的，成了大厨房，地上摆了许多大小水桶，有的浸鱼翅，有的泡海参，也有人在拔鸡毛、鸭毛或猪蹄毛。我们跑过时，总会听到大人喊：“别乱跑。”
小叔自然忙得满头大汗，他的新婚妻子、妈妈和嫂嫂全上阵，切菜、切肉、包五香、烹煮炒炖，各司其职。他们也常搬来大火炉放在门外空地上，用木柴烧的火，炉上放了个大铁镬，油煮滚了，就用来炸五香和虾球。如果炉上放的是高高的蒸锅，一定同时在煮好几只白斩鸡。
50年代末，我念中学时，阿猪已有份职业，给一名富商当保镖。阿陈却是红沙厘（实龙岗花园）一个英国驻军家庭的帮佣，每天早上八点工作，下午三点回家，月薪有三四十块钱。
靠洗衣养家
大杂院的房间都很小，塞进一张大床后，余下的空间，房客就会以木板垫高半英尺左右，然后在木板上铺上漆席成为另一张大床，小孩都睡这上面。厨房则设在房外或过道里，两三家共用一个小空间。房客洗衣服的地方，是位于屋子中间一条狭长形的天井，有条小沟渠穿过，洗衣的脏水就从小沟渠流到屋外的大沟渠。其实外面的沟渠也不大，我见过大肥英仄和阿珍的弟妹，就常蹲在沟渠旁大解，沟里便常有蛔虫和肝蛭蠕动。
有一天，金叔告诉我：“下星期，叫你爸爸妈妈找个时间去天公坛的村民互助社申请公民权。”好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英国殖民地政府1957年接受华社领袖的要求，放宽新加坡公民权的申请条件。凡申请到新加坡公民权者，便有选举权。
小叔的哥哥和嫂嫂却很瘦。哥哥的气色还好，总是红光满面，据说他晚上常喝酒，喝的是五加皮，那时候的五加皮瓶子是陶土做的，肚子圆圆，瓶颈窄窄，他家门口靠墙堆着的这些空瓶子常有几十个。哥哥家的伙食和弟弟分开，父亲由哥哥供养，母亲则与小儿子同桌吃饭。
四个警察冲进来，大人小孩吓得惊叫一片。警察的目标是赌万腊的人，抓了五个，阿陈和大肥嫂都落网，另三人是外来的，还有两三个逃走。赌四色牌的阿肯姐很精明，我看见她拉着母亲从侧门窜进自己家，立刻把门关上，金婶和小叔的老婆已从过道溜回自己家。
我还认识这个支部的副秘书。我认识他，因为他也是光洋学校毕业。校友会每次想扩大与校友联系，都会通过我把告校友书交给他。我那时候是个小不点，他拿了信，点点头就收进抽屉，也没多理会我。几年后我在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的支部活动时，曾经在一次支部联系会议上见到他，他已是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不曾参与任何讨论。再后来我听说他成了道士，会为人扶乩卜卦。
大杂院外，左右两边各有木板建的冲凉房和厕所。我们用的是左边的。冲凉房本来有铺上水泥，用久了，水泥地已变成烂泥地，幸好有人在地上放了一块木板。我把冲凉用的水桶搁在木板一端，进去时得提防双脚踩进烂泥里，也别让冲凉溅起的泥水弄脏双脚。
我遇见阿强时，他不认得我，我认得他，还因为在一旁收钱的女人是我小时候的玩伴阿珍。
第二次警察上门包抄的气氛比较紧张，来了十多个，是来抓私会党徒的。在大厅里玩的小朋友都给赶出去，然后他们每个房间去查房客的居民证，地址不符合的阿龙立刻给扣上手铐，还有一名男子是来串门的，解释了老半天还是给押上警车。阿龙那次关了很久，最少半年吧，回来时剃光了头，阿猪带着他向大厅供奉的大伯公跪拜叩头，还朝门外丢了几包点燃的炮竹。
我还有个叫巧香的玩伴，长得最漂亮，大眼睛，长睫毛，皮肤白皙，手上长有许多细毛。有一天我去找她玩游戏，拉开她家的布帘，却给眼前所见吓了一大跳。我看到她妈妈大肥嫂，上衣敞开，露出雪白的大乳房坐在她爸爸怀里，两人正在亲嘴。我是第一次看见这种情形，那时的表情一定很紧张，两个大人抬头看见是我，竟咯咯咯地大声笑起来。我转身跑回家，过后还担心好几天，怕他们向我妈妈投诉。
大杂院其实就是一座面积比较大的亚答屋，由木板间隔成大小18个房间，另有个大厅和三条通道。18个房间分成左右各一行，中间两行，还有后面横的一行，总共住了最少15家人。
那是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即使1963年新加坡开始提供电视服务，住在大杂院的人也没机会享用，因为屋里没水电供应。我在这里住到16岁，1962年搬到女皇镇的两房式组屋。
大家称呼屋主的老婆为阿陈，想是她姓陈的缘故。阿陈20来岁，已生了两个女儿，可怜大女儿过周岁就患上小儿麻痹症，双脚瘫痪，只能靠双手撑着地面走动。她长得眉清目秀，很会与人互动，我抱她出门外走走，她总是高兴得咯咯笑。二女儿幸好是个健康孩子，我却已经记不起她的模样。
大肥嫂的丈夫是海员，每次出海都要好几个星期才回来，回来了也住几天又得出海。他也是一名潮州大汉，长满络腮胡子，胸口也是毛茸茸一片，开口声音响亮，小孩看见他总会躲得远远。
制作木屐的邻居
阿陈和丈夫一样，是江湖儿女，上世纪50年代在后港和谢健村一带是出名的私会党徒。我曾见过年轻的阿陈连同几个女人，在大杂院对面店铺的五脚基向另一群人抛掷玻璃瓶。她丈夫阿猪估计是一个帮派的头目。1955年5月，福利工潮引发全岛暴动，新加坡宣布戒严，就见到他领着几条大汉，突然打开客厅大门，躲到灌木丛后，然后瞄准经过杨厝港路的军车丢石头。他比起别的三星仔（流氓）有钱，他继承父亲的遗产，是这座大杂院的屋主，每月收租总数不止200元。
大杂院的另一个“大户人家”是人民行动党实龙岗花园支部，他们使用的是右边一排三个房间。1959年行动党赢得实龙岗花园的立法议员席位，这个支部的活动多了，大杂院的右边便热闹起来。不过，除了星期天，支部白天一般都没开门。那年我已经念中学二年级，对新加坡的政治漠不关心，只是那位常走过我家门前的议员梁景胜我认得。他走路头低低，不见他和房客打过招呼。他原本是一名小学校长，中选后受委为教育部次长。他开车来支部时，小轿车就停在理发店外的峇遮里（野樱桃）树下。
给洋人打工的屋主老婆
五姐妹当中，我对阿凤的二姐印象最好，至今犹挂念着她。我们搬家后好几年，有一天我在亚洲保险大厦遇见她，她说想念我妈妈，随即跟我乘坐巴士到女皇镇陪我母亲谈了两小时。她那时已经结婚住大巴窑。
阿强天井救阿珍
另一次，我看见阿龙在印度理发店门口，对一个中年人拳打脚踢，阿猪也跑来助拳。只见阿猪打出的一拳正好击中对方胸口，那个长得虎背熊腰的大汉脚步一个踉跄，连退两三步，跟着往后仰倒地上。不过，他显然没什么大碍，慢慢站起身来，转身骑上脚踏车一言不发走了。我看见他的鬓毛一边高一边低，显然头发还没剪好，就被阿龙拉出来打一顿。围观的人窃窃私语，也没人打电话报警。啊，那时候我们谢健村安装电话机的没几家，最靠近的是巴刹对面的一家杂货店。
半夜睡醒，我们都不会开门出去使用厕所，房间里有个备用的大痰盂。我估计大杂院的其他人家都一样，因为到了早上，家家户户都会有人提着痰盂来到厕所外的沟渠倒屎尿。
年纪老了，爱回忆往事。一个个小时候邻居的样子常浮现脑际，当年的那些大人的形象尤其清晰。就说他们的职业便够精彩，有倒粪的日薪工友，四海栈的扛米包工人，三两个月才回家一次的海员，福州籍理发师，有钱人家的保镖，英国驻军家庭的女佣，潮州戏班的女演员和音乐师，每天出街卖面粉粿的推车小贩，政府部门的文员等。此外，这大杂院外沿还开着三家小店铺：印度理发店、木屐店和零食店。
当然，已有七八十岁的爷爷追不上正当壮年的儿媳妇。老人跑不过儿媳妇，站在门口，一面喘气，一面唠唠叨叨。儿媳妇站得远远的，有时也回骂几句。他们追逐时都脱掉鞋，像小孩玩游戏时一样。我们站一旁看热闹，几个孙女也站一旁看热闹，她们的父亲，这个大杂院唯一吃“红毛头路”的财副（在政府部门或英国公司工作的文员），也是站一旁看。这位“阿舍”（少爷）是大杂院里唯一懂英文的大人。
第三次是一个下午，我刚放学在吃午餐，屋主弟弟阿强在门口喊我：快来看抓鸦片鬼。我早知道大杂院后面的小巷有个鸦片烟房，每次走过小巷就能闻到刺鼻的烟味。这小巷有三间房，最后那间住什么人印象已很模糊，只记得里头有个20来岁的年轻人，脸色总是灰灰的，牙齿黑黑的，张开的嘴像个黑窟窿。另外两间住的是一对潮州戏班的退休夫妇，儿子和女儿都已结婚搬出去，空下的房间就成了烟房。
我猜小叔的生意不很顺利，常听到他妈妈发牢骚：“有钱时，也不会多给几块钱作伙食费。现在没生意，索性一分钱也不给，我怎样给你们买米买菜做饭！”小叔和小婶这时候总是低着头没反应。小叔虽然年纪轻轻，却几乎秃了头，只剩下后脑勺的几根头发常挂满汗珠。他有点胖，不过，他老婆更胖，而且食量惊人，她常捧着个小脸盆坐在大厅的门槛上吃饭，饭菜满到差点掉出来。
大杂院的18个房间，要以左边最靠近厕所的阿凤家最大。她家有长长的客厅，左边有道门通共用厨房，右边靠墙摆了张帆布床，是她爷爷的床。我至今没忘的是老人睡的枕头，那是一块中间下凹上过漆的木块，我摸过，硬得很，怎么睡？客厅背后隔成两个房间，小房间是她父母的寝室，大房间是五姐妹的闺房。阿凤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妈妈生了五个女的。或许是这个缘故，妈妈和家翁常发生口角。我就多次看过爷爷举起拐杖追着妈妈打。
我的童年，很多时候就在这座大杂院里跑进跑出，与小朋友玩捉迷藏，打石弹子、跳房子、跳皮筋，还有赌牌。我们很常赌牌，赌注多样化，几乎什么都能赌，包括树胶圈、香烟盒、塑料小人、彩色玻璃球、印有超人图画的彩色纸等。我们不赌钱，没钱。
阿强和阿猪虽然是兄弟，关系却不好，我常看见阿猪对阿强骂粗话。我学会的几句闽南语粗话就是他们的口头禅。阿猪骂人时，没人敢顶撞，因为阿猪有功夫，打架很厉害。他们还有个妹妹阿娇，长得不好看，皮肤黝黑，扁鼻子，脸上有两三道小疤痕。阿猪和阿强都喜欢骂阿娇，阿猪还常追着她打。
我七岁那年，住进杨厝港路谢健村一座大杂院，位置大约就在今天的实龙岗体育馆。
警察怎么发现这个深藏屋后的鸦片烟房？过后有各种揣测，却始终没有一个可靠的说法。被警察带走的戏班音乐师第二天就回家，据说他年纪大，获宽待。过后有一天，他要求我陪他去杨厝港路口的政府诊疗所看病，帮他抱回两大瓶稀释的鸦片水，他也抱回两瓶。那个有鸦片瘾的年轻人半年后也获准回家，成功戒瘾，不过，我们搬家前不久却听说他因肺痨病去世。
有一天，她拉着我的手说：“你和大鼻是好朋友，有空教他做功课好吗？我每个月给你五毛钱。”那时候我只有八九岁，哪里懂得教人做功课？大鼻后来转读英校，我们搬家就失去联络。
我今天仍能记得阿珍爸爸金叔的形象，他是四海栈的扛米包工人，潮州大汉，体格健壮，双臂结实，脸色红润。他在家总是穿没领白背心和线条睡裤。他待人和气，从没打骂过孩子。阿珍妈妈金婶则是个典型潮州美人，瓜子脸，眼睛常带点迷糊样子，很像我看过的潮州大戏里的小姐模样。他们家经济条件比较宽裕，据说金叔虽然月薪不高，年底却能分到好几个月花红。
还有一点我搞不清楚的是，当我努力回忆大杂院的每个房间住着哪家人时，竟记不得阿强和阿娇兄妹当年的住处。
我也很想念紧挨着我家睡房住的另一户潮州人家，他们卖木屐，也在店里制作木屐。制作木屐的阿顺叔，长得眉清目秀，个子高高瘦瘦，像个读书人，可是当他抡起大斧头砍木块时却显得力大无穷。他妻子有时也需要和他一起使用一把长锯子锯木。夫妻各站一边，一来一往，木屑便掉落满地。阿顺叔削木块的动作很快，看他操作刀具，一上一下，左砍右砍，三几分钟，一双木屐就凿成形。阿顺嫂大部分时候都在为木屐的雏形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晒干后，阿顺叔再给钉上一片半透明的屐带，木屐的制作就完成。
哥哥有固定工作，是倒粪工友，公共日薪工友联合会的会员。那年工会为了加薪谈判失败，发起罢工，哥哥就几天不必上班。不过，我们十多家人共用的两个粪桶，便粪满成灾，粪桶盛的各色米田共很快就堆积得高出洞口。幸好屋主阿猪请哥哥帮忙，给他两瓶五加皮，他便在户外垃圾堆上挖了个土坑埋粪。这次工潮延续好几天，不晓得其他人怎样解决这个大难题。
警察在大厅待了半小时后，把三男二女押上警车。不过，阿陈和大肥嫂当天下午就回来。
大杂院还住着另一户身世比较可怜的人家。1953年我们刚搬来没几天，便见到隔壁有人办丧事，后来知道是大鼻的爸爸病逝。大鼻与我同龄，有个弟弟叫烟屎，两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喜欢和他们兄弟玩游戏，两人性格温和，见人总是笑嘻嘻，从来不会耍赖，也不会骂粗口。大鼻得这个花名相信因为长了个大鼻子，烟屎则因为有一口带黄斑的牙齿，像烟客。其实，两兄弟都长得蛮清秀，像他们妈妈，瓜子脸，大眼睛，还有两道往上翘的眉毛。
小时候冲凉不容易，我冲凉的那桶水还是妈妈从巴刹的公共水喉挑回来的。幸好我有两个贵人相助。一个是与我们共用厨房的阿琴姐。她长得高大，讲话大声，干活有力，邻居背地里都叫她男人婆，她妈妈常向人表示担心女儿嫁不出去。有一天，她突然告诉我母亲，要带我去马路对面高原路的亲戚家冲凉。我跟着去了，脱光衣服就在露天水龙头下洗澡，她还帮我洗头洗身子，力道很大，有时还真刷痛我。她不是每天都带我去，不过，这样的安排前后也有几十次吧。另一个贵人是我姐姐，她出嫁后先是寄住大伯家，后来搬到我们家后面的另一座大杂院。那里的冲凉房虽然也是木板隔成，却是新砌的水泥地，装有水龙头。于是，我几乎每个黄昏，趁着看护外甥女的空档，先到那里洗澡。
坐月没三毛钱买肉
行动党支部
大杂院虽说住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却也曾惊动警察上门包抄抓人，而且不只一次。我知道的有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