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总要留一角昭明的天，给自己看。
那日写了一篇长文，洋洋洒洒几千字，翻来覆去，句句里几乎都有一个“我”字，说的是川中小时候的日子，甚是简静。后来怎么负笈南洋，又怎样游历欧洲，都一箩筐地写了进去。中规中矩地叙述出来，终究还是有一些辛酸负气的。后来把文章拿给学校里一位教文学的教授看，老师二话不说，打回来，厉声呵斥：“怎么都是我我我？我看你把‘我’都改成‘他’吧！”遂老老实实地把文章中的“我”一一擦去，冠冕堂皇地换上“他”字，便觉得能成一篇小说。再投出去，稀里糊涂地得了一个奖，尝到写“他”的甜头，至此便把自己的事情放下。
可爱的是故事，可哀总是作者。读过莒哈丝《情人》的人，就知道那书的好。1992年被让雅克阿诺翻拍成电影，启用的是梁家辉和珍马奇。等到阿诺2014年拍《狼图腾》已经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感觉。印度支那的堤坝，抵挡不住太平洋的潮水，中法之爱，在那个年代，最终还是力有未逮。世人都说电影总是不及书细腻，我看却不然，各有各的长处。可归根结底，都是靠着一个故事，翻来覆去地写，无非是莒哈丝自己无止境的童年，以及她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的痴情。用她的话来说，《情人》写的无非是“穿越几个世纪中的自己”。终究还是绕不出“我”字，只是用小说的体裁来写，就多了一层安全感。能藏住的便都藏住，能打散的便都打散，可拼起来，仍旧是一个完整的自我。那完整却带着一丝幻想。
我向来有写随笔的习惯，五个黑色的小本子，密密麻麻都是方块字。私语是说给自己听的，不打算在世的时候给人看，死后说不定能有别的用途。弱冠初年的笔记，如今快要30岁的人重新捧起来，也还能让人感动。从未觉得因为黄口小儿卧剥莲蓬时的散笔，便缺少一些人生的持重。反倒觉得那时的感悟，因为初心与灵气，远胜于成年的匠气。灵气和匠气是一回事，质朴和世故又另当别论。
老师厉不厉害，文章好不好，这都是题外话。只是文章中少了个“我”字，又如何是自己的文章呢？我的创作并不算多，能有几篇，都是本着一颗初心，慢慢磨出来。毕竟是绝国异域的生活，没有那个语言的境遇，词不达意或求而不得是家常的事。好不容易有了几篇成品，美其名曰是小说，只觉得是自己把大家都骗了。说来说去总离不开自己的影子，在黄昏中拉长了，一折，爬上墙头，一转身看见了，就有一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感慨。
卖字不可为生，特别是在一个文字式微的城邦，改行转业的人甚多，当副业也只能是兴趣爱好，不是支持温饱的生计。可一旦成功，再如何勉强的愁绪再浮夸的情思都有大道理大真谛，可毕竟平庸者众，难不成竟都不能谈谈自己？小青焚香祭拜自己的画像，杜丽娘游园感叹“一生爱好是天然”，这大都是从了自恋到自虑再到自圣的步子。自恋这个东西，归根结底也是一个“情”字。爱我到了极致，我就再也不是我，那万事万物都成了自己，这也岂不是另一种超然？物我两忘的大境界，不是常人学得来的。正因以物喜，人才有了为人的可爱，正因以己悲，才不失人性，他的脆弱才能激起轮回中的悲悯。我素来认为特别超脱的人，总是有几分非人的可怕。而执念未泯的，往往是可亲可敬的。
想到什么，就径直地说出来，是任性了一点，可毕竟不是违心的话，但求能与人无忤罢了。
自己不好写，还因为阅历的问题。从前有作家劝我多写小说，散文留到日后有了些建树，说出来，不至于被人轻薄。我看不然，写小说或散文都要有莫大的勇气。一个是因为别人，一个是因为自己。儿时不能洞悉的世事，老来不一定就能了悟。阅历和才情，并非相辅相成。我无才，所以揪着一颗心去写，多少有些“吐丝”的姿态，既自损又做作，可也没办法。谈得再年轻一点，十几二十岁的毛头小孩，四川人说“哪怕屁股都还是青的”，能写出怎样的散文来？读沈从文或胡兰成的散文，都是在忧患中翻身的人，所以眼光都独到老练，却也不失本心，转瞬间一寸寸的人事，还觉温婉亲切。我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可这并非自我的问题，是和时代与家境有关。小时代里就负气地把故事写得再小一些吧。
人总不能只为自己而活，可写作却是自己的事情。
新进总是想起从前的事，夜里昼里，一件件来，檐下堂前地绕，挡也挡不住。以前我是写散文的，但凡是发生的事情，总觉得似乎要和自己扯上关系，才能娓娓地道出来。私密与否，不知道，只是有一种本性，势必要出口。后来，把那股冲动按下去，改写小说，多多少少是因为一件事。
儿时就要写要画的人，暗中多少都有些狠，对别人，更对自己。这点端倪父母都还瞧不出，长大后显露出来，回头一想，已经学不到，亦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