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看书，所以常常买书。
看书·买书
约十多年前，一名从中国来本地任教的朋友退休回北京。她知道我长期订阅一本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杂志《读者》。她保存200多本，不舍得丢弃，装进两大纸箱送给我这个爱书人，我笑纳。以为暂且放在储物室，留待他日才赏阅。
中午时分，我们各自抱着所爱，感觉收获满满，欣喜地踏出书局。走到马路到对面那家华兴海南牛肉粉店吃午餐。店里常常座无虚席，即使找到位子坐下，也要等至少45分钟，香喷喷的牛肉粉才来到桌前。但我们并不觉得枯坐难耐，因为老大会拿出刚买的新书，聚精会神地看；老二老三却有备而来，拿出他们带的象棋对弈，大动脑筋；我们大人有新书在手，已经迫不及待，45分钟的等待只是一瞬罢了！
作为华文老师，我认为要提高学生的华文水平，除了在课堂讲解课文外，也要鼓励学生多阅读和写作。
（作者是本地退休教育工作者）
经过了很多年，我要搬家了。翻箱倒箧时发现纸箱里的《读者》不仅页页泛黄，点点斑驳，还发出一种难闻的霉味。至于要留给儿子的孩子的儿童故事书，也日久生霉，书页内还有一些形状像小鱼的蠹鱼在蠕动，看后全身发麻。此时，我只好忍痛焚书和割爱送书了。有蛀虫的书丢进火炉里焚成灰烬，没蛀虫的送给收废品的大叔。
卖书·送书
那些年，工作与生活都很忙碌，每星期怎能消化得了这么多新书？当然不可能。没关系，我只要收着、藏着，退休以后，将会有大把时间慢慢细读。至于那些儿童故事书，孩子看了一遍，当然不会重读，也没关系，收藏起来，以后给他们的孩子读吧！就这样，与书结缘之后，大半辈的时光就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为伴，生活充实，精神静谧，也是幸福人生。
唉，很多事，很多人生道理，要等老了才能悟到。我在看书、买书、卖书和送书的人生过程悟出一个道理：要看的书才买，买了就看，看完不会重阅的，就早点送出去，不要久藏，也不必期望后辈子孙会读我们爱读的书。诚如《司马光家训》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守。积书遗子孙，子孙未必读。积阴德于冥冥中，以子孙长久之计。”
念小学时，我常到桥南路的世界书局买儿童乐园和儿童世界。上了中学，除世界书局外，也开始到桥北路的青年、上海、友谊、大众和友联等书局，把省下的零用钱换取精神粮食。巴金、鲁迅、郁达夫、冰心、丁玲、徐志摩、郭沫若、茅盾等作家的作品，甚至连高尔基、屠格列夫、罗曼罗兰和歌德的翻译名著，都在我的购书单里。那时，学校没有课外活动，家里没有电视、电脑和手机，不受互联网的干扰，生活非常简单，唯一的娱乐就是看书和去书店买书。
书出版了，我们老师还要代发行，先到各班推售，再到友校去售卖。这时，其他学校也纷纷出版学生文集，还有文艺团体定期出版的刊物，以及文友的著作，都送来学院销售。礼尚往来，我却之不恭。猛然惊觉，自己从看书、买书而进入了卖书的角色。
那些年，学院每年举办文艺创作比赛，把学生写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编成文集。那时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有不少副刊版位刊登青少年的习作。尤其是南洋商报的副刊主编谢克先生，对年轻写作人爱护有加，对提掖后进不遗余力。我爱把学生佳作投寄给他；有时他还发挥创意，把几篇文章排成专页。记得有一次国庆前夕，他编排“华初国庆散文诗歌专辑”，学生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无限惊喜。其他同学也争相传阅和观摩，无形中激发更多学子的写作兴趣。有些学生在高中两年写出的文章分量，足够编印成册，我们便筹资帮他们出书。一时之间，学院蔚成一股浓浓的文风。
三个孩子年幼时，我们一家人的主要消遣还是逛书局和买书。那时，建国伊始，名胜景点和购物中心寥寥无几；国家图书馆的规模小，华文书奇缺。因此，每个星期天早上，一家五口流连在桥北路书店。70年代，中国还没开放，大陆进口的书籍非常罕见。我只好寄情于台湾出版的文艺书，追看杏林子、王溢嘉、于梨华、琦君、白先勇、张系国、柏杨、李敖、张晓风、三毛、余光中、黄春明等人的著作。我是友联书局的常客，这些作者的新书一到，书店的职员会来相告，有时还会预告呢！在书局，三个稚童会蹲在书架间翻书阅书，然后把自己心仪的揣在怀里，等着我这个妈妈去付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