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圣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为台湾允晨文化的增订版《一滴泪》，写下序言《国家不幸诗家幸》，点出这本回忆录的可贵之处。按学者作家康正果的记述，余教授在读该书英文原著时便甚为激赏，后来与巫相识，为襄助巫在台湾允晨重印该书的中文版，他竟自掏腰包买尽原出版社的库存，替巫讨回版权，终使其书扩大了流传。

抗战时期巫宁坤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投笔从戎担任飞虎队美国飞行员的翻译，1943年得中国空军奖学金赴美留学。相信是这些经历，一直成为他归国后的“历史包袱”。其实巫宁坤自美返中，是基于一片“爱国”的热忱。1951年春，正在留学的他接到燕京大学西语系电聘，毅然放弃了芝加哥大学攻读了一半的英美文学博士，回国任教。

据巫先生妹妹巫宁慧的回忆，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哥哥再度成了整肃对象，“所有的专政手段，抄家，批斗，关牛棚，又重来一遍，连临时工都当不成了……他的爱国热情换来的是27年非人的折磨，残酷的迫害。”巫宁坤在送给妹妹的书上题字说，他把40年来家国之痛，“化为沧海一泪”。

前些时候在网上读到一则资料，说《一滴泪》的出版触怒了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些老同志，1993年7月，尚在美国售书旅行的巫宁坤被告知，他和夫人李怡楷的退休金停发，住房收回，巫先生也在一篇文章中说，“学院领导下令动用军警毁门砸锁，将全部财物扫地出门。”网文说，他们两人收藏多年的不少珍贵书信，在这次“扫地出门”行动中不翼而飞。“更诡异的是去年，孔夫子旧书网上竟有沈从文致巫宁坤信及钱钟书签赠巫宁坤书拍卖，标价数万元。”

巫宁坤一生传奇之处，在于他从1950年代开始，经历了几乎从未间歇的将近30年政治运动，打成“极右派”，劳改营中九死一生，家人也受株连，饱受歧视与迫害，而他则在宗教信念的支持下，在妻子李怡楷的奔跑营救下，终于捡回了性命。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返回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1990年代退休后定居美国，如今得以颐养天年。

夫人李怡楷也在书中忆述，“大跃进”当中有一次，学校组织教职员到试验田去观赏“奇迹棉花”，来回要三天。她刚刚生产，须要在家中喂奶，但参观这毛主席亲自视察过的试验田，是项政治任务，不得不去。产棉“圣地”上，为减轻压力她必须把奶吸出并扔掉。当时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女同事便说，这种硬拉人去“朝圣”，孩子却吃不到奶的安排真是不可思议。其实这也让人一眼看出，“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写出中国知识人
黑暗“心史”

到了1956年5月，巫宁坤夫妇被调往北京中央调查部干校（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前身）任教，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在1957年“百花齐放”政策中，巫宁坤被诱使说出对自己、对共产党的一些看法，随即惊觉已中了伟大领袖的“阳谋”，全校大会上被开除公职，送进北京半步桥监狱劳动教养。北大荒的两年多，只剩皮包骨，几乎进入了饿鬼的名册。

巫宁坤引莎剧中凯撒名句作为比喻，把自己30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异议作家余杰认为，应加上“我离开”。笔者觉得重要的该是“我思考，我见证”。

今年8月10日，翻译家暨作家巫宁坤在美国逝世，据闻中国主流媒体都不发消息，只有民营网做了报道。巫先生1920年生于中国扬州，现年99岁，以华人虚岁来说，诚然就是百年归寿了。知情人认为，中国官媒避免提及此人，是因为他在1993年以英文出版了A Single Tear一书，后来写成中文版的《一滴泪——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

初回北京巫宁坤无疑耳目一新，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就在同年的“十一”国庆后，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便一波滚一波接踵而至。这些运动都有一些漂亮的口号，如“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但“肃反”的具体目标，却是“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作家和教授们。巫宁坤突然感觉，美国送船时物理学家友人李政道告诉他的“洗脑”一事，出其不意就到来了。

余序指出，本书的最高价值并不止于保存了一人一家“受难”的真相，更重要的，它写出了中国知识人在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心史”。而能写出这样“心史”的作者，必须具备一项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即在精神和肉体都被践踏了30年之后，还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复精神上的自我。余教授指出，1978年以后，他见过不少非常有成就的，老一代的知识人，稍一接触，便发现在不断的“思想改造”下，他们的精神世界已到了方向莫辨的状态。当然，巫先生能够在55万“右派”中（事实上远不止此数），不但不向“党天下”屈服，更能“幸存”下来，就已经是很难得了。

比如1960、61和62年，中国发生估计饿死4000多万人的大饥荒。当时国家机器的宣传口径，把饥荒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修弃信背义，逼中国还债，致使“国家面临严重的困难”。但据巫宁坤回忆，这个时候全国进行的“思想改造”，却等同于残酷的强迫劳动和赤裸裸的胁迫和恐吓，国家最严重的“困难”，是居然连这些低端边缘的“囚犯”也养不起，任由他们一个个在饥寒交迫中离开人世。

巫宁坤把自己30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异议作家余杰认为，应加上“我离开”。笔者觉得重要的该是“我思考，我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