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克利，他在流亡中的挣扎与骄傲，更让我产生共鸣。他在自己的花园里、在心中、在语言上，重构丰富了他的家乡Vilno，让这记忆滋养自身，抵御无根之感。他与卜弼德与陈世骧，都是20世纪之子，侥幸生活于意识形态冲突的夹缝，饱受流亡之苦涩。他们逃离了旧的压迫地，却在一个崭新的世界无所依靠，他们所擅长、令他们着迷的东西毫不重要,也无人分享，他们只有建立起更坚固的内在秩序，才能面对这无止境的虚空。
我不满自己，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进入不了那座“魔山”。那个魔山由天才的智识与精神的艰苦训练构成，两者我都不具备。
我最初阅读米沃什，不是因为诗歌，而是他的一部政治心理分析作品——《被禁锢的头脑》。在我看来，再没有一本书比它更典雅、深刻，直接了当地描述了20世纪知识分子与极权的复杂关系。米沃什必对此深感不屑，他一直试图摆脱这本书的阴影。作为一名叛逃的波兰外交官，他很容易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的象征，从一名内涵复杂的诗人被塑造成了一名冷战战士。他一定很难想象，他敏锐、清晰的道德语言，对于一个成长在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社会的青年，会产生怎样的震撼。
这深深打动了我。这与我个人的转变相关，似乎比起之前的任何时刻，我都更渴望建立内在的秩序。多年来，我沉湎于捕捉时代精神、批评社会，在最初的语言快感过后，陷入失语。重复令人厌倦，更重要的是，你发现自己无法创造出独特的理解。这正是我初学写作时埋下的弊端，因为缺乏严格持续的精神训练，我必须把精神附着在一个更大的力量上——时代、历史、杰出人物，这都是对个人追问的回避。
我有两位要好朋友，一位是钟爱日本与台湾流行音乐的牙买加后裔，另一位则会用希腊语朗诵荷马并手工制做家具，他们都教授中国文学与历史。但剑桥的学院氛围无法再现，大部分傍晚，我在正对着海湾的顶层公寓，一边喝酒、听着BBC3，一边看着太阳逐渐发红、下沉，Bay Bridge上的灯光亮起来，据说那是中国人修建的新桥。
米沃什没读过他们的著作。他们也读不懂前者的波兰语诗歌，把他们联在一起的是流亡的命运，“谁会在乎他们呢。这里阳光普照。”
我说，我喜欢你的散文，特意去半山中寻找你的老宅，我在摇摇摆摆中喋喋不休，生怕问题没有问完，就被流沙吞没……然后，我惊醒了。
米沃什也已离去，他回到故乡，并带着荣耀下葬。但他身经的历史力量，仍未退去。我对流亡产生了兴趣，断断续续地拜访了一些流放者，他们或是自我放逐，或是出于不可抗拒的时代变迁。这些见面化作了深深的焦虑，他们在历史时刻的选择,他们日后的坚持，都令人赞叹与敬仰，最终成为彻底的历史边缘人，又令人感伤与恐惧。我意识到，我对于边缘有一种叶公好龙式的迷恋，边缘常让你敏锐、富有判断力，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摧毁这种敏感与判断力，反而陷入喃喃自语的偏执。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作家）
失望的不仅是时代氛围，也有我的边缘感。剑桥的学院尚能提供某种多元的社交生活，在晚餐上，韩国法学家、爱尔兰戏剧研究者与美国史教授相聚一堂，你要入乡随俗，与对面的、左边与右边的客人轮番谈话。一些人彼此熟悉，陌生者不断涌入，一个智力空间就这样形成。
就像哈维尔是剑桥游学生活的支点，我将米沃什视作伯克利一年生活的向导。哈维尔与剑桥并无关联，但在克莱尔堂那经常过分清冷、无聊的晚间，哈维尔像风一样给我带来人生第二次热忱，鼓舞起我对现实的介入。米沃什呢，他该教我怎样应对流亡的疏离与始终吧。
在伯克利，我的办公室是在一栋容纳东亚系所有小楼中的一间，中国中心与日本、韩国的院系相邻。我分到一个水杯和共用的打印机。据说，张爱玲也曾是这个中心的研究员，正是那位Chen（陈世骧）邀请她前来，以解她客居美国的一时困窘。据说，她每次都贴着墙走进办公室，更不愿理睬同行。我对逼仄空间分外不安，把水杯遗忘在打印机旁，就再未走入这个中心。
在写于1975年的诗作《魔山》中，米沃什缅怀他们，这缅怀既模糊又清晰。他记不清他们的死亡时间：卜弼德该是“两年或者三年前”，而“陈也一样，是去年或者前年”，却清晰地记住他们共同分享的边缘感。
就像哈维尔是剑桥游学生活的支点，我将米沃什视作伯克利一年生活的向导。哈维尔与剑桥并无关联，但在克莱尔堂那经常过分清冷、无聊的晚间，哈维尔像风一样给我带来人生第二次热忱，鼓舞起我对现实的介入。米沃什呢，他该教我怎样应对流亡的疏离与始终吧。
卜弼德去世了，陈世骧也离去了。一个是俄国革命的难民，一个避开了红色中国。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们在加州伯克利教授中国古典语言与文学，同样博学、冷僻。
我意识到，我对于边缘有一种叶公好龙式的迷恋，边缘常让你敏锐、富有判断力，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摧毁这种敏感与判断力，反而陷入喃喃自语的偏执。
是的，2013年的伯克利，那个闹哄哄年代的遗迹还在。街头上那些扎头巾、浑身挂满装饰的流浪汉仍让你想起嬉皮精神；在杜兰旅馆房间墙上《毕业生》的剧照上，本杰明正看着罗宾逊夫人的丝袜长腿，一脸困惑；图书馆旁的言论自由运动咖啡馆挤满了或读书或闲谈的年轻面孔，它是为了纪念1964年的运动而建……
语言与学识成了唯一的庇护所，他们锻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魔山”。“在句子中找到我的家，它精简，像是锤炼的金属。不是为了迷醉何人。不是为赢取身后持久的名声。一种对秩序、节奏与形式莫名的需求，用以对抗混乱与虚空”，在诗集的封底，米沃什写道。
我从伯克利逃回北京，投入了喧闹，尽管愤懑、焦躁时常伴随，但我的确逃离了那种孤立感。“魔山”离我越来越远，我甚至忘记了它的存在。在一次梦中，我遇到了米沃什，他来访中国，我在一次宴会上恰好坐在他身旁。我们都坐在高脚凳上，椅子腿陷入流沙中。我感到左右晃动，随时会跌落入流沙。他镇定异常，带着“小地方人的谨慎”，耐心地听着我的慌乱呓语。
米沃什在我的视野中鲜明起来。自1960年起，他定居于此，讲述波兰文学史、诗歌翻译，固执地只用波兰语写作。他不喜欢伯克利，也不喜欢那股闹哄哄的60年代精神。他觉得加州野蛮，那些巨大的杉树是一种自然的野蛮，嬉皮士们则是文化上的野蛮，他们都缺乏一种他追求的历史意识。
在电报街上的莎士比亚书店，我看到了这本米沃什英译诗选，偶然翻到这一页。我对诗句一知半解，更搞不清Boodberg（卜弼德）与Chen（陈世骧）是谁，却被一种奇怪的氛围吸引，它与我心中的伯克利大为不同。
但这反抗精神已成为一种博物馆式的存在。新时代精神绽放在了Palo Alto，发明手机应用程序，动辄亿万美元的交易，是让今天的年轻人一头扎进去的资本游戏，对抗它才是笑话。
这当然不是我的初衷。伯克利最初吸引我的是它代表的六十年代美国精神，一种藐视权威、一切皆有可能的青春精神——不修边幅的学生们高呼着，要让庞大的资本主义机器停下来。这也是对自己沉闷的青春经验的逆反，1990年代中的北京，迅速卷入消费主义与科技浪潮，那种改造社会、发现自我的热忱已然退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