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需要反对派，因为权力需要制衡，避免权力的傲慢。这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也是全球民主发展的总结。但民主成功的关键，就是要有基本政治目标的共识。反对派要忠于这个政治体系，而不是要推翻它，或是鄙视它。

这是泛民的关键时刻，正如习近平在香港的演说指出“苏州过后无艇搭”，机会稍纵即逝，泛民内部的有识之士必须冲破人为的笼子，不要再被激进少数派所绑架，重新回到司徒华等知华派的政治轨迹，为香港的前途作出实质的贡献。

泛民最大的问题就是卷进港独的论述，而没有做出切割，而这恰恰是北京最敏感也绝对不容触碰的红线。尽管泛民的何俊仁等都是曾经参加保钓的中华民族主义者，但泛民的主流势力往往在这问题上就很暧昧，总是在说主张港独也是香港的人权。

对泛民来说，它的前途其实是落实“忠诚反对党”（Loyal Opposition）的民主理想，在基本法和中国宪法的架构下，扮演反对党的应有角色，而不是上纲上线，不断挑战北京政府与特区政府的正当性。

香港泛民须冲破人为的笼子，不被激进少数派绑架，重回司徒华等知华派的政治轨迹，为香港前途作出贡献。

但香港泛民主派往往被激进派绑架，没有与“港独”完全切割，这也因为民主派内的知华派凋零，如司徒华等都已经去世，他的后继人都没有那种中华文化的素养，也没有那种家国情怀，反共变成反华。2013年间，反对派提出“去大陆化”的论述，变成了反动的“血统论”。

如今林郑月娥的新政府开始，泛民的主流似乎觉悟，不能采取同样的策略，不能只靠“人格谋杀”特首。但泛民是否会停止“妖魔化”中联办，并且在港独问题上作出清楚的切割？

这也导致泛民在策略上的荒腔走板，泛民议员到中联办见面，被视为禁忌，画地自限，一厢情愿来解释一国两制。冷战时期对北京仇视的口号与心态又重新拿出来作为武器，不断妖魔化中联办与梁振英，以为政治子弹可以射向特区政府与北京当局，但却其实是射向自己的大腿，也射向自己的选民，让民众越来越觉得这样的政党是否还可以代表香港人。

其实泛民内部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认为北京政府是一个不稳定的政府，他们倾向相信西方某些所谓学者提出的“中国崩溃论”。公民党议员陈家洛就说，很可能有一天早上起来，就发现五星红旗升不起来，香港人要对此做出准备。这种思维其实反映他们一个错误的判断，一子错，全盘皆落索。

英美两国都一直强调，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运行良好。而英美的领事也重申不支持港独。英国驻香港的总领事吴若兰（Caroline Wilson）在离职之前指出，港独人士要求英国重新统治香港是不可能，港独是不切实际（doesn't make any sense）。她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运作是“空前的成功”（unprecedented success），而英国也尊重基本法。

（作者为亚洲周刊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