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余英时出版回忆录，“自我分析”个人思想渊源，也爬疏了上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广义的中国）知识人的思想发展脉络，是非常重要的记录。
余英时说：“中国知识人最初选择共产主义作为‘救亡’的药方时，主要是出于一种错觉，他们对于这套理论是否合乎中国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过。由于这套理论中的某些因子初看似乎和他们所熟悉的传统观念与价值相近（如‘均’、‘公’之类），他们便毫不迟疑地奉为‘真理’，愿意为之献出生命。不同的错觉在‘五四’以后仍然不断出现，如认定共产主义才能给人以‘真民主’、‘真自由’、‘真平等’。总之，这一选择可以说是聚九州之铁而铸成的大错。”（页51）
钱穆从不强行 灌输价值观予学生
友联对港台新马有大影响
到底友联在新马有多大的影响，相信还有更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对余英时而言，恩师钱穆与杨联升不仅在知识上，更在身教上给了他巨大的影响。
（印刻文学杂志余英时专号可在城市书房购买）
本书让人看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人如何在左翼思潮中成长，并在历史情境中体悟到自由之可贵，当然也不可回避的，让大家看见余英时鲜明的反共与反集权立场。
对此余英时有过深深的反省。他在北京期间深受左翼唯物历史观的影响，甚至让他自觉染上一种宗教式的狂热与“左倾幼稚病”（页89），这样的经历让他日后做人更加谨慎。1945年以后，余英时在新亚书院就读期间，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最紧迫问题并不是学业，“而是如何克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页117）
这本《余英时回忆录》更确切地说，是思想回忆录，关于知识人圈子的轶事记录其实不算太多（最具话题性的，应当是书末描写他与张光直交往的那段），更多的是知识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以及余英时各阶段接触不同教授指导后的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余英时说，友联（“第三势力”）取得了新、马两地华文学校教科书的编写权，对当地青年人具有启蒙作用，深入浅出地把中国人文观念和现代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传布到青年学生的心中，“其效果是难以估量的。”（页140）
配合回忆录出版，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去年10月推出余英时专号，除了刊载书中片段、主编廖志峰远赴普林斯顿专访，还邀请了余英时的学生王汎森、朱敬一、周婉窈、陈弱水、黄进兴与苏晓康撰文。
《余英时回忆录》（允晨文化）是个人历程，也是一个时代思想史之缩影。余英时出生于1930年，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国共内战，大环境的变迁，对其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余英时少年时期在传统私塾接受儒家教育，他的父亲余协中则是西洋史专家，余英时自幼耳濡目染。战后他短暂加入燕京大学，接触到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接着休学前往香港与家人团聚，投入国学大师钱穆门下，在新亚书院学习。1950年代中叶，余英时以“无国籍”的身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习，随后追随汉学大师杨联升考获博士，展开学术研究生涯。
《余英时回忆录》是个人历程，也是一个时代思想史之缩影。本书聚焦1930至50年代，但余英时也不忘回顾五四。五四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水岭，今年又逢五四百年纪念，读到余英时对五四的评议，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所共鸣。
在余英时眼中，钱穆从来不会把他的价值观强行灌输给学生。“钱先生教学的具体着手处，是在‘授业’和‘解惑’上面，‘传道’即寓于其中，而避免采用一般宗教家的‘传教’方式。”（页105）这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基础的关键，也让他在后来面对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差异时，在知识圈中仍以知识论知识。比如书末余英时谈到他与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交往。余英时说：“我一向尊重个人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因此从来不想用辩论来说服异己者。何况‘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对于自己所思所信也只能看作是一种可以不断修改的价值系统。而不是人人必须接受的绝对真理。”（页220）
（《余英时回忆录》可在城市书房、草根书室购买）
本书聚焦1930至50年代，但余英时也不忘回顾五四。五四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水岭，今年又逢五四百年纪念，读到余英时对五四的评议，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所共鸣。回忆录前半部分有不少篇幅谈及五四，不妨可视为余英时对当下的回应。
在回忆录中，余英时极力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性的关联（比如他说：“中国文化中接引民主政体的成分远多于排斥它的成分”，页123），以及传统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思想时的误区。余英时认为儒家对于“均”的重视（孔子“不患贫而患不均”），方便了清末以降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却没想到他们会走上完全反对儒家传统的道路，陷入思想误区。
余英时认为“五四尚未完成”，他写道：“‘民主’和‘科学’是它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因为德、赛两先生虽久已入籍，却仍未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安家立业。‘科学’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科技’，是‘艺’而非‘道’；为真理而真理德科学精神尚未充分建立。‘民主’的地位则是‘尊’而不‘亲’，甚至还时时有取消国籍、遣返西方的呼声。正因为如此，我才忍不住发出‘五四尚未完成’的感慨。从‘未完成’的角度说，‘五四’作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不但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今天仍放射出亲切的现实意义。”（页37）
他不认同大破大立的革命方式，认为改革应当循序渐进，并且把握中国传统文化。
杂志与新书合看，相得益彰。
知识人之间的思想交流
余英时也提到1950、60年代友联在港台及新马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