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任何人不应该从这里出去，因为他会带着刻在肉体上的印记，把这里的丑闻传递给世界，告诉人们，在奥斯维辛，人得有多大勇气才足以把人糟践成这样。”
因此，莱维说：“洛伦佐是一个人。他是屹立在这消极世界之外的人。多亏了洛伦佐，使我没有忘却我自己是个人。”多亏了洛伦佐，让我们对于这个“人”的世界能够保有最后的、最光辉的希望。这让我们意识到：不论在如何被剥夺、被侮辱、被损害的境遇下，人自有其内在的闪光之处，这些人性的微光支撑我们在宇宙间继续行走，同时也不愧于自称为“人类”。这是我们在《美丽人生》《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本地译《性感小妇人》）《辛德勒名单》《卢旺达酒店》这样的电影中看到的情节，这也是我们在少女马拉拉身上看见的内在精神，这也是我们在巴赫的赋格曲、在梵高的向日葵中看见的生命之力。
阿多诺说出那个著名命题“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酷的”，但是策兰的诗打破了它；不过策兰终究没有能够走出奥斯维辛，1970年他自溺于塞纳－马恩河；莱维不写诗，他在每天坐火车通勤的路上写作《这是不是个人》，他以超凡的冷静观察、探索奥斯维辛的存在对人性的终极挑战。
莱维描述自己的经历：由于极度口渴，他掰下一条冰淇淋，但是被守卫夺走，“为什么？”他问，“这里没有为什么”，守卫回答他，一把就将他推回屋里。在这里，人可以没有任何原因，不带愤怒地殴打一个人，可以任意地将人归入“左边”（毒气室）或者“右边”（劳动营），可以不带怨恨，也并非嘲弄地在犯人的身上擦干净自己炸了油污的手，更可以折磨一个人的肉体，直到让人累得无法懂得死亡是什么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于1940年由纳粹德国亲卫队领导人下令建造，透过灭绝营实行有系统的犹太人大屠杀行动。1945年，曾经的奥斯维辛囚徒莱维辗转回到祖国意大利。他回忆奥斯维辛经历的著作《这是不是个人》，以超凡的冷静观察，探索奥斯维辛的存在对人性的终极挑战。
人类的内在“恶”
奥斯维辛终究追上了他，杀死了他。
莱维的叙述，引导我们从细节上重新认识集中营：人们依据刺青的号码来辨认、区别彼此，号码越大的人越是后面进入集中营，莱维自己的号码是174517（《活出生命的意义》作者维克多·E·弗兰克尔的编号是119104，说明比莱维早进去）。编号将人符号化，如同物品一样加以管理，剥夺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特性。重要的是：奥斯维辛是为了灭绝我们的同类而设计建造的。
这是一种预言吗？还是莱维对人类命运的概括？
平常人也许希望你我时常出现在彼此的梦里，但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可能希望不再有梦，如此便不用一次又一次地回去，回到那个让他们认识到世间的“边缘”或者“终极”，不必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被死亡威胁的日日夜夜，不必为了生存一次又一次地挑战作为“人”的底线。
感谢莱维告诉我们洛伦佐的故事。
大门锁上，灯关了，只留头顶一盏灯，说说往事或只静静地坐到东方发白，往往我们就这样过完一整夜……——（劳伦斯·布洛克《每个人都死了》）
奥斯维辛的存在，一再地提醒我们：人类的内在“恶”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能够如何将我们的人性抹杀？
1945年10月19日，曾经的奥斯维辛囚徒莱维辗转回到祖国意大利；
（作者为第三代读书会会长）
从泥浆中高贵地站立起来
莱维的叙述让我们看见希望。我想：唯有承认我们能够低贱到何等程度，才能让自己从泥浆中高贵地站立起来！即使是被剥夺了一切，我们还是看见他在奥斯威辛遇见的那些温暖的人类：他的朋友洛伦佐，一个意大利民工（不是犹太人），每天带来一块面包和剩下的囚饭，送了他一件打满补丁的旧毛衣，替往意大利家乡写了一张明信片——这一切，不是为了任何酬劳，只是出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怀！
同类对于同类的折磨，消灭了人的神圣性，熄灭了人的身上生命的火花，抹去了人类思想的能力，可怕的是：集中营的恶，只不过是日常的恶放大而成的结果！试想，在我们的四周，是否处处存在着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细小琐碎的恶意的存在，最为可怕。
但是仅止于肉体。
1987年4月11日，莱维在寓所跳楼身亡。
然而，即便沦落到奥斯维辛这样的境地，我们依然能以自己独特方式，证明人的存在的高贵性。在集中营里，莱维有这样一位快近50岁的朋友施泰因洛夫，他努力地把脸洗干净，没有肥皂，就用脏水洗，用上衣擦干身子，挺直腰杆走路，他用这样简单的形式证明自我的存在，他有其质朴而强壮的逻辑：“正因为集中营是使人沦为畜生的一架大机器，我们不应该变成畜生；就是在这种地方人也能活下去，因此人应该有活下去的意志，为了日后能够带着证据出去，能向世人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