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式的未竟之业
“众神”的指涉多元，当然也指涉新加坡华文文学场域中压迫吭声的势力。1976年，南洋大学诗社出版《红树林》诗刊创刊号时，诗刊编者已经大力批判文学场域中这股反动的势力。2016年，我们把孤星子《消灭众神》放置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的语境中查看，发现时隔40年这股势力依然潜在。或许消灭众神，像现代化计划一样，注定是进行式的，注定是未竟之业。孤星子有意无意间传承了这样一种批判的传统。
不肯沉默，于是吭声。
孤星子在《关于诗人》中写道：“序或跋本来是为了让后人不要曲解出版本书的用意而撰，但后人是不会放过孤星子的。他们会用自己时代的视野观念来审视、摧毁与重建这本诗集，正如他对前人的作品一样。”我无力摧毁——吕育陶在序文（2）《印记》已经给予孤星子不错的建议；更无力重建，只希望能捕捉到《消灭众神》的一点声音，与他对话，并引起更多人投身对话，而众生喧哗。
孤星子把《消灭众神》献给“一颗不肯沉默的心”，而那颗不肯沉默的心指涉的正是他目前的心态，或憧憬的心态，也指涉诗集的隐藏读者的理想心态。
或许是众生喧哗。《喧嚣过后》反讽新加坡叙事不断消亡，孤星子通过文学创作与活动，尝试不断“叙事”。《消灭众神》则通过“吭声”，企图消灭造成叙事不断消亡的众神，而消灭众神注定是进行式的未竟之业。孤星子在《消灭众神》的《关于诗人》介绍中写道“他更在乎的是他在文学上的努力，是否能给新一代创作者多一些勇气，在这钢筋水泥中逆流而上”。我认为，孤星子还会不断叙事、不断吭声，并集结更多不肯沉默的心一起叙事、一起吭声。
孤星子“深深眷恋的人世”正是他爱之深责之切的新加坡，所以他才自嘲“……我们都是城市里／的孤儿”。
“吭声”，我认为，是孤星子第二本诗集《消灭众神》，甚至是他至今所有诗作、文学创作、文学活动的命题。
吭声，以刺杀不敢吭声的心，甚至以消灭众神——众神在这本诗集的语境中指涉的正是让心不敢吭声的各种压迫。
喧嚣过后，消灭众神。消灭众神过后呢？
我认为，是为了“深深眷恋的人世”（苏伟贞语）。孤星子在第一本诗集《喧嚣过后》，以及《消灭众神》中都常提到这句话。柯思仁在诗集的序文（1）《存在的意义》中提到孤星子“对于自我的存在特别敏感，对于存在的社会文化政治历史环境特别在意”。深深眷恋，当然在意。张国强则在诗集的跋文《浇不息的焦虑》中提到他“看不到［孤星子］狂妄自大信誓旦旦的狂言，只是藏在激烈外衣下的焦虑”。孤星子对于人世的眷恋，以及存在的焦虑，正是他吭声的动力。而孤星子“深深眷恋的人世”正是他爱之深责之切的新加坡，所以他才自嘲“……我们都是城市里／的孤儿”（《一种选择终结》）。
“吭声”一词出现在《消灭众神》的《为了成长〉与《刺杀》中。《为了成长》写道：“我们害怕，我们退让/我们妥协，我们咬紧牙关/我们握紧拳头（唯独不敢吭声）”。成长，在这首诗的语境中是一种忍气吞声。《刺杀》则写道：“……还有你那怯懦得/不敢吭声的善良的心/怎可能躲过世人手上那把匕首”。不敢吭声，只会被人刺杀，于是诗人萌起刺杀不敢吭声的心的冲动。而刺杀的方式正是——吭声。
诗集开篇的诗作〈惟恐天下不乱》，以及结尾的同名诗作《消灭众神》，为“吭声”定了调，也批判了众神。《惟恐天下不乱》的“乱”，在诗作中有关各个拟人化星体尔虞我诈的内在语境中自有其意义；把“惟恐天下不乱”放置在整本诗集的语境中，作为开宗明义的诗题，却又可以产生另一种对“乱”的解读——这个“乱”对应的是新加坡的过于工整、规范，诗人意欲拨“正”反“乱”。于是，这个“乱”就吊诡地拥有了某种“正”的意涵了。《消灭众神》则暗示这个“乱（正）”的意涵：“我喜欢读婴儿的目光，他们静静躺着的世界/足以舞雩风。/在他认知世界以前，消灭众神之前。”这个“乱（正）”指涉一种婴儿般未认知世界前、“足以舞雩风”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吭声的理想状态。
孤星子又为什么不肯沉默、非吭声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