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日写给宫崎寅藏的书信说，欧洲商人来信表示当地的经济计划有机可图，邀请他到欧洲商议，他认为“此言想非欺我”，但苦无旅费。同天，孙中山写信给曼谷王斧的信件重复此事，说新加坡革命同志财力俱穷，导致他“坐困重围”，希望泰国同盟会可以资助，信末说有“日坐愁城之慨”。欧洲之行展延两个多月，孙中山最后依靠暹罗、仰光、槟城、邦加等同盟会支部，以及同盟会成员、马来亚实业家邓泽如协助下才能成行，这笔款项其实不单是盘缠或旅费而已。

振天声戏班因光绪、慈禧相继逝世，来马来亚演出。这个革命戏班备受保皇派批评，为演出增添困扰，戏班回中国后更被令解散。

当天陈铁军已接获曼谷华商邀请电报，但经陈武烈要求，决定于4月3和4日在同乐园加演《黑狱红莲》和《大复仇》。陈楚楠看了振天声演出后，把戏票当作珍贵纪念品一直保留。

传闻淹没历史

3月14日早上10点，振天声一行36人抵达红灯码头，武善社数十社员在码头迎接，志士班被安顿在密驼路111号的会所。

振天声戏班先前在广州、香港、澳门为水灾义演，经革命家陈少白斡旋下，香港八邑公所同意预支1000元派振天声到南洋义演，但筹款不足或损失将由八担保人将承担。领队黄咏台带领振天声经新加坡北上吉隆坡，在慈善家陆秋泰协助下，以振武善社（禁吸鸦片协会）之名邀请义演，1909年1月30日上演第一场戏剧《梦后钟》，后来续程到芙蓉、坝罗（怡保）、金宝、务边、太平、槟城和新加坡演出。

振武善社租下牛车水梨春园，在3月16至18日先后上演《梦后钟》《黑狱红莲》和《熊飞将军战死榴花塔》。戏票分成无定价特别位、头等位三元、二等位两元、三等位一元和四等位五角，楼上厢房每位两元。当中不少人以15至75元认购无定价戏票。《梦后钟》是部讲述鸦片和迷信祸害家庭社会的写实剧，在广州、香港和澳门演出时受到热烈欢迎。首晚晚七点开锣，演出中途振武善社的林航苇、黄咏台和振天声团长陈铁军演说。林航苇说演出目的是为了筹款赈灾，赞扬振天声众人是救群时杰。黄咏台感谢本地华人的盛情，最后是陈铁军致谢词。暂停45分钟后，戏剧在8点15分继续，直到晚上12点结束。

振天声会在新加坡演出之际，革命同志纷纷前来祝贺，并赠字或送对联，现场却不见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和黄兴身影，孙中山往来书信透露了当时情况。

孙中山在1908年7月13日写给张永福的字条说，确定租用他当天所看的房屋，但要求屋主修好水龙头，并询问几时可以搬进去。1908年12月15日的信笺提到，他住在乌节路111号，该地区华人俗称小东陵，一些中文记载为东陵111号，这显示他搬离晚晴园。此时，黄兴已去了日本，孙中山过后和汪精卫、胡汉民等往返马来亚各州，汪精卫续程去仰光，孙中山和胡汉民回返新加坡，再前往曼谷，三人不断在南洋各地奔波。

振天声回国后被保皇派向清朝官员诬陷鼓动革命仇满，孙中山在晚晴园接见他们，未加入同盟会的演员当天都宣誓入盟，结果被下令解散。振天声一行人共36人，整理出来的25名演员有黄咏台、陈铁军、陈铁伍、何侣侠、李一天、吴仁甫、刘汉在、卫沧海、梁焕熙、张志坚、卢我让、苏卓韶、陈少文、胡贵白、锺少隅、刘漠、陈树培、钟少隅、梁百洲、黄少尹、黄辕裔、梁雄飞、章显、吕师范和锺国策等人，无一加入新加坡同盟会。此行受到保皇派抵制，因此演出格外谨慎，剧目都是反对封建迷信和烟酒陋习，《梦后钟》更是每处必演的重头戏。也有不少保皇维新支持者前来观赏戏剧，他们从支持改革封建陋习逐步转为支持革命。

1908年11月14日，清朝皇帝光绪逝世，慈禧也在隔天去世。按照习俗，民间百日内遏密八音，即禁止所有娱乐，百日以后改为局部开放，梨园弟子生计因此受到严重冲击。

4月6日写信给邓泽如说，从怡保调派汤令伯担任《中兴日报》经理，但张永福和他发生冲突，最后汤令伯离职，孙中山批评张永福只会推卸责任。他和本地革命同志之间的关系已大不如前，对他极为敬仰的张永福也不听使唤，这迫使他后来将同盟会总部迁移到槟城。

同乐园上演　《博沙浪袭秦》

振武善社是夸党派组织，邀请革命戏班演出备受保皇派批评。他们在演出期间发动抵制，不将戏院租给振天声，这给革命派增添困扰。最后华里园（Fairydale Association）谢坤林成功租下甘榜爪哇街口新戏院，《海峡时报》报道是在桥北路的Theatre Royal演出，这就是后来的同乐园。振天声从3月26至28日一连三天演出《博沙浪袭秦》《虐婢报》和《熊飞将军战死榴花塔》，28日星期天加演日场《唐山水灾惨剧》。

振天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收到许多改革人士的赠字和对联，包括尢烈以遗民学堂（他在客纳街创办的学校）之名赠送“功同木铎”。铎是古代以金属为框的振响器，金铎用来指挥军队，木铎在宣布政教时用来召集群众，有教化民众的意思。振天声以歌声唱出社会黑暗与悲痛的一面，因此张永福赠字“是以歌代哭，非作戏逢场。”陈卓然赠联“振旷发聋假优孟衣冠为灾民谋幸福，天涯海至具慈悲观念争传善士谱新声。”邓子瑜题赠联“唤醒国魂同仇敌忾，改良社会立懦廉顽。”

孙中山坐困愁城

梨春园演出《梦后钟》

1933年，张永福出版《南洋与创立民国》时，邀请冯自由写序文，书中收录孙中山写信给缅甸庄银安的信件和陈楚楠留下的戏票。冯自由后来出版的《革命逸史》说，他在香港时曾听闻朝廷官员下令解散振天声的原因，但不知这是诬陷，结果书中写成保皇派告密，从此历史改变轨迹。1990年，广州主办羊城国际粤剧节的展览会，有一幅辛亥革命美术创作的历史绘图，身穿戏服的演员和孙中山在一起，叙文写着：“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晚晴园接见艺人。”这段情节广为引用，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

同乐园演完三天后，华商在为基利公馆宴请振天声戏班，陈武烈被推选为主席，代表华商致辞。他说振天声这次来筹款以赈灾民，本地华人不分籍贯合力支持，受到振天声热忱的感动，即使不懂广府音的福建和潮州人，以及本土生长的华人也争购戏票观看，甚至洋人、日本人和马来人也来捧场。在此生长或久居于此的华人，对中国的衣冠逐渐淡忘，更难得振天声将社会现象编写成戏剧，足以感化冥顽，他邀请振天声加演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