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个习语比我们华语使用“出生地”来表达，意象丰富饱满得多，也带有浓浓对土地依恋的感情。从词语应用的角度来看，个人感觉马来词语较注重细腻感情的描绘，是一种感性话语体系的体现；华语词语则崇尚伦理，讲究实际，相对来说是一种理性的话语体系。从这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会发现词语不仅仅是词语，隐藏在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人性、感情、文化、民族心理，在不经意间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武吉班让包括三座山
在早期殖民地社会，各个“港”其实都是一块“自治”的“飞地”，港主成为独霸一方之主。他不但奴役剥削“港”内劳作的“估俚”（劳工），也为这些单身的劳工在劳作之余，提供吃（鸦片）、喝（酒）、嫖、赌的方便，整个“港”就是封闭的小社会。在必要时这些会党成员的估俚，也为他展开争夺地盘和经济利益而械斗。1851年2月，新加坡内陆森林的甘蜜园丘就爆发一场涉及天主教徒的严重冲突，其中一个主要的冲突点就是武吉班让的甘蜜园丘聚落。
武吉班让聚落的居民，多数来自潮州的天主教信徒。1846年，天主教会的法国传教士孟肋（Fr Anatole Mauduit）来到兀兰路11英里，设立一所小教堂，1853年教堂迁至“竹竿山”，就是今天武吉知马路9英里圣若瑟堂所在之处。孟肋神父不单全心传教，还赈济穷人，免费施诊，设立华文义学，因此吸引不少居民加入，成为信徒。
处在密林包围的武吉班让村的居民，除了遭受会党成员的骚扰，还要面对毒蛇和老虎二害。华莱士在书中也说，他居住的小屋后山森林，就有好几只老虎出没，经常发出吼声，甚至跑到教堂的门外久留不走，吓得他有时一整天躲在屋里，不敢外出。当年新加坡虎患横行，许多人因此而丧命。可以想象，华人居民过的日子是那么不容易，除了穷苦、水土不适、缺医少药，还要面对丢失生命的危险。
随着国际市场经济的转变，甘蜜的需求减少，武吉班让的甘蜜园主改为种植黄梨和椰树。19世纪末，随着橡胶树在新加坡试种成功，橡胶树的种植被引进武吉班让。
记录椰山尾，除了它是我出生和生长的地方，对我具有特殊意义。借由这些记录，说明椰山尾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它的生存和发展，也是过去新加坡生存和发展的写照。对椰山尾历史的回顾，不单是一种个人感情的投注，更重要的是找回我们曾经有过的文化世界。塑造一个国家形象，要靠大家一起去回忆，重建社会联系，进行历史考察。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发现新加坡华语在形塑今天新加坡文化所起的作用，提醒后人珍惜我们的语言文化遗产。
根据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透露，早在新加坡开埠之前，就有大约20个甘蜜园丘分布在新加坡各处。这些从事甘蜜种植的华人，是来自廖内群岛的潮州人。他们仿效宗亲社会结社的传统，自行组织自治的经济作业组织。甘蜜园丘选地临近河流，以利人员和农作物的交通运输。河流方言称为“港”，这些依河开发的芭地，人们就以“港”称呼。领导“开港”的“头家”或“头人”，大家尊之为“港主”，法夸尔称他们为“Captain China”。
“港主”依河开发芭地
武吉班让这个地名因武吉班让山而得名，它不仅包括椰山尾，还涵盖临近几个村落，即散布在这三座“山脚”（山下）和公路两旁的村落。保留在圣若瑟堂的孟肋神父墓碑，有一段说他“傳（传）教塘（唐）人於（于）大山母十二年”，可见当年华人居民把整个武吉班让统称为“大山母”。“大山母”其实也符合武吉班让这个马来名称的本意，不过，后来大家误把“大山母”只作为武吉班让山的称呼。
早期从事甘蜜和胡椒种植的“港主”，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头家”（雇主），也是会党的头人，财大气粗的就成为“侨领”。陈厝港的陈开顺就扮演这样的角色，他是港主，也是“义兴”会党的头人，后来还被柔佛苏丹封为华人“甲必丹”（Kapitan Cina）。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椰山尾”，这也是我出生之地。马来人把出生地称为“tempat tumpah darah”，根据马来人习俗，初生儿剪除脐带的胎血，必须倾倒在屋前的土地上，因此衍生“tempat tumpah darah”这个习语，字面的意思是“倾倒我血之处”。
1903年新加坡火车铁道从武吉知马7英里延长至兀兰，并在武吉班让建立车站，地点就在武吉知马路和蔡厝港路交接之处。火车站的设立，相信促使椰山尾村落开始形成，且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
武吉班让早期为椰园，华人称椰山，而坐落在椰园边缘的村落，俗称椰山尾。作者在椰山尾出生，他从旧史料、地图和不同词语应用，回顾椰山尾历史；一个村落的生存与发展，即新加坡昔日的写照。
在一张1852年的地图，武吉班让的名称被拼为Bukit Pan jallang。它是第一张标示武吉班让的地图，如果我们把地图其他的英文地名还原，在武吉班让的西北边，有蔡厝港（Chu Chu Kang）、和兴港（Who Hen Kang）以及林厝港（Leem Chu Kang）；北部有巫许港（Boko Kang）、刘厝港（Lau Chu Kang）以及陈厝港（Tan Chu Kang）。这些以“港”作为通名的村落，都标示“Chinese”字眼，显示这些村落的居民都是华人。武吉班让和周边地区则以文字说明“全为甘蜜和胡椒的园丘”（pepper and gambier plantations）。“园丘”也称为“芭地”，是南洋华人常用的词汇。
“椰山尾”虽然家喻户晓，但是始终得不到官方的青睐，在1923年新加坡地图上，把它划为武吉班让村（Bukit Panjang Village）。在这张地图中，椰山尾的北边，标示有一家橡胶工厂；沿着武吉知马主干路两旁，出现两排店屋；村内主要的三条道路：（旧）正华路、柏提路（Petir Road）和法嘉路（Fajar Road），虽然没标明路名，不过已经出现在地图上，说明椰山尾村落和武吉班让市集的格局已经基本成型。
1845年，新加坡总测量师约翰·特恩普尔·汤申（John Turnbull Thomson）在测量考察并修筑通达武吉班让的道路时，发现已有一些华人在那里从事甘蜜（gambier）和胡椒的种植。甘蜜和胡椒是新加坡开埠初期主要的出口农产品，汤申进行测量的道路，就是这些种植甘蜜的华人开辟的通往市区的树林小径。物种学家华莱士（Russel Wallace）在1854年曾经寄居在武吉班让的圣若瑟天主教堂。他在《马来群岛》（The Malay Archipelago）书中提到，当年有300多位天主教信徒居住在教堂附近的聚落，他们大多数很贫穷，住在用亚答叶建成的简陋寮棚里，这种寮棚华人称之为“万栅”（马来语bangsal），早期工人的简陋临时宿舍或储藏间统称为“万栅”。这个天主教信徒的聚落可说是武吉班让村的雏形。
源自马来语的Bukit Panjang，意思是“长山”。华人以闽南方言音译为“武吉班让”。在早期的新加坡地图中标注的“Bukit Panjang”，其实包括三座山，当年这三座山还没分开命名，从武吉知马路8英里伸展到10英里，长度足足2英里，难怪会称为“长山”。直到1898年的新加坡地图上，才首次把这三座山分别命名为武吉班让山、武吉甘柏山（Bukit Gombak）和武吉巴督山（Bukit Batok）。
今天侥幸留存的蔡厝港和林厝港这两个地名，为我们见证早期新加坡华人从事甘蜜和胡椒种植的这段历史。武吉班让当年最大的港主是陈奴仔（Pedro Tan No Kia），从名字看得出他是潮州人。“奴仔”应该是潮语“孥囝”（nou1 gian2），意思是小孩。他在1939年受洗，是新加坡教会有记录的第一个领洗的华人天主教信徒，曾捐献大笔捐款给圣若瑟堂。
今天武吉班让地铁站对面，早期是一片椰园，当年华人把椰园叫作“椰芭”，也称为“椰山”，村落坐落在椰园边缘，大家就把它叫作“椰山尾”。椰山尾的命名，就像“港脚”“十个石”“武吉班让”其他地名一样，平实、接地气，也很南洋，是华人方言文化与在地文化的互动下，形成对异地土地一种新的认知和诠释。“山”在南洋华人的语言应用上，具有多种意涵，比如“唐山”，是指华人的原乡。在华南航海人眼中，茫茫大海中首先呈现的大陆的形象是“山”，见山如见陆地，在他们的意识里“山”就是陆地；开辟新芭地的新聚落，就称为“新山”。
椰山尾坐落在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刚好是在武吉知马路上段10英里，俗称“十个石”（闽南语záp gò zióh），那里还有一个热闹的巴刹市集，大家都称它为“港脚”。“椰山尾”“十个石”“港脚”、武吉班让这些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地名，有些原本是方言，有些则源自马来语，这些来源驳杂的地名，凸显当年我们华族语言特色，反映华族方言社会与在地文化杂糅的结果。这些地名的背后有许多可以讲述的故事，从中可以发现我们的历史，回顾过去的社会生活。
这些信徒被教外华人称为“奉教的”，与其他崇拜民间信仰被称为“拜神的”估俚形同水火，最后爆发冲突。这场冲突虽然被称为“反天主教的暴乱”，但是当中难免掺杂当年华人社会常见的资源和利益的争夺。当时控制各“港”的会党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他们把这些信众群体视为“奉教党”，并在各处贴上告示，宣称“奉教党徒”为“无父无君主”，“其首领冠以神父之称号”，必须“将他们擒之以祭神灵”。
椰山尾的由来
这场冲突，涉及岛内北部的100多个甘蜜芭地，这些会党成员以陈厝港为大本营，遭到破坏和掠夺的天主教信徒的聚落就有28个，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也严重影响新加坡的经济。最后由潮州人的侨领佘有进居中调停，对遭受破坏的天主教信徒的村落给予赔偿，整个事件才告落幕。（《新加坡自由报》，1851年3月5日）
椰山尾村落的出现，就有市集的需求，在椰山尾村落的路口，沿着武吉知马路路旁，开始出现两排店屋，以及提供日常食品的“巴刹”，大家把这个市集叫作“港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