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gleyes”是当时马尼拉中国人之称,照福建话来念,记者以为是“生意”之音译,但温俊玉指出较可靠的意思是“常来”。他列举:菲律宾的《谟区查抄本》(Boxer Codex)记载西班牙人早期接触到的菲律宾、东南亚、东亚以及密克罗尼西亚等区域的民族,其中对当地华人的记录便标明为“常来”。台湾和菲律宾大学研究一本汉语与他加禄语的西班牙字典,发现Sangleyes也被注解为“常来”。这点出了中国当时与菲律宾的经贸关系。有的华人留下来,与当地人通婚。菲律宾的“土生华人”,或具有一些中国血统的菲律宾人称为“Mestizos de Sangreis”。

世人总以为全球化是个当代的词汇概念,殊不知我们几百年前的老祖宗已在实践。ACM与土生文化馆策展研究部副总监,同时也是此次展览的主策展人温俊玉(Clement Woon)说,随着这条贸易海路的开拓,马尼拉成了16世纪中至19世纪初的“世界大商场”,亚洲各地商船将货品运来这里汇聚。马尼拉大帆船扬帆,远涉浩瀚又惊心动魄的太平洋,每趟船将重达一两千吨的丝制品、刺绣、漆器、陶瓷、香料等东方技艺珍宝集运到拉丁美洲世界,并将银与辣椒、玉米、凤梨、番茄、木瓜等今时视为日常食材的当地土生蔬果带回亚洲,通过贸易展开影响深远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这对鲜鱼造型的有盖汤碗,鱼鳃上绘着西班牙成立的菲律宾王家公司的长官多明戈(Domingo Esteban de Olza y Domezain)专用的盾形纹章。温俊玉说,汤碗的设计凸显匠人的匠心:“碗盖柄是一条迷你小鱼,鱼口吐出热烟,更添进食时的趣意。”欧洲窑场其实从1750年起便产制动物造型的汤碗,景德镇后来也仿造这些瓷器输入欧美市场,与欧洲窑场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温俊玉说:“中国产品价格较低,品质又高,大量流入欧美市场后,在当地引起抗议与抵制活动,呼吁欧美人支持国货。这情形跟现今有所雷同,可见历史是一个循环。”

地点:亚洲文明博物馆(Asian Civilisation Museum, 1 Empress Place, Singapore 179555)

古董木箱里藏着马尼拉最古老的城市图,相信是由居留马尼拉的中国绘师所绘制。(何家俊摄)

中国绣工把牡丹图案大量绣在披巾、丝制品上,成了一种精致服饰的象征,或许因为如此,牡丹也成了拉丁世界一种传统服饰,如这次展出的墨西哥“特瓦纳”女服,作为不可或缺的视觉元素,流传下来。

马尼拉大帆船每趟运载一两千吨的丝绸、瓷器与香料横跨太平洋。(何家俊摄)

中国瓷窑是当时世界瓷器的大工厂,满足世界各地人们对精致瓷器的需求。这些外销瓷器的图案和造型也跟内销瓷器大有不同,见证中国陶瓷工匠的超凡技艺。ACM收藏的这件1700年至1725年间景德镇烧制的瓷碟,虽用中式花卉图纹装饰,中间却绘上一只代表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的双头鹰图。哈布斯堡王朝曾统治西班牙与墨西哥帝国,由此可推论,此碟是为西班牙或墨西哥市场所制。

绘上代表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双头鹰图的景德镇外销瓷碟。(何家俊摄)
海峡货币的壹圆硬币是根据西班牙银元制成。(何家俊摄)
墨西哥传统女服“特瓦纳”绣着牡丹花,可见中国刺绣对拉丁美洲服饰影响深远。(亚洲文明博物馆提供)

这条衔接亚洲与拉丁美洲世界的贸易文化海路长达250年,随着西班牙内部政治败坏及战败给拿破仑后,马尼拉大商船在1815年正式停航。毫无意外的,英国、荷兰紧接着崛起;1819年,莱佛士登陆淡马锡,新加坡开埠。温俊玉说,有人会问这段历史跟新加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认为,要理解我国的历史,不能单看孤立历史事件,而是要宏观地巡视前因后果,将点连线,才能交织出历史纵横观。

鸭子造型的有盖汤碗,胸膛绘着菲律宾王家公司长官多明戈专用的盾形纹章。(何家俊摄)

5.点翠羽艺的“姐妹”

有趣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服饰改革,从西方吸取现代化服饰设计,中国披巾则以现代化服饰的身份流回中国,耐人寻味。”

17世纪的圣约翰羽艺画像。这类画像现今十分罕见,有机会到博物馆见到本尊,请好好欣赏。(何家俊摄)

不能以孤立事件理解历史

17世纪墨西哥羽艺匠人用羽毛镶嵌绘制的圣约翰画像。(何家俊摄)

延伸阅读

鱼鳃上绘着西班牙成立的菲律宾王家公司长官多明戈(Domingo Esteban de Olza y Domezain)专用的盾形纹章的有盖汤碗。(何家俊摄)

时间:每日早上10时至晚上7时;星期五开放至晚上9时

这款20世纪初的披巾上绣着精美浪漫的古代才子佳人,在凉亭与牡丹花海之中,是中国南部专为拉丁美洲市场绣制的外销丝织品,大受当地贵妇欢迎,后来也被佛朗明哥舞者在表演时使用,成了拉丁世界里不老的经典服饰。

然而中国传统服饰里并没有披巾,温俊玉指出,这款披巾的设计或许是受到印度的佩斯利图克什米尔披肩的影响。他说:“印度棉织品在16、17世纪外销到欧美与全世界。18世纪,佩斯利图克什米尔披肩风靡欧美,深受拉丁美洲女士爱戴,中国披巾或许是从中得到灵感,将中国装饰已有的流苏用来点缀,就成了今日家喻户晓的中国披巾。

16、17世纪在西方能入画的人非富则贵。策展人温俊玉身后的画中人,支仓常长(Hasekura Tsunenaga)是日本仙台藩大名伊达政宗的家臣、藩士,1613年率领使节团造访罗马等地,路经墨西哥时将日本漆器带往该地市场。他1615年抵达罗马时与教皇见面,并在意大利受到礼遇,由当地画家为他作画。(何家俊摄)

3.喝热可可的瓷器

6.流通中国和亚洲的西班牙银币

西班牙画家Juan Luna的《戴披巾的女人》(Woman with Manton,绘于1880年代)展示当年风靡拉丁世界的中国扇子与披肩。(亚洲文明博物馆提供)
附上汉字盖印的西班牙银元证明它曾在中国市场流通,堪称史上首个全球通用的货币。(亚洲文明博物馆提供)

1.华风披巾与“特瓦纳”

2.古董木箱里的华人绘图

4.绘上西方纹章的中国瓷器

亚洲文明博物馆新展“马尼拉大商船——从亚洲到阿卡普尔科”,聚焦1565年从马尼拉扬帆出海,跨越太平洋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辉煌至1815年的贸易纽带。主策展人温俊玉从展览精选六组文物,为读者解开亚洲与拉丁美洲文化“异花传粉”的密码,看亚洲文明的种子如何在拉美开出“奇花异草”。

古时候拉丁美洲富人家在家享用热可可饮料所用的可可壶与杯盘全是中国景德镇的外销瓷器,喝时充满异国情调的仪式感。(何家俊摄)

佛朗明哥(Flamenco)舞娘肩上飞舞的流苏披巾绣上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图。墨西哥女神级艺术家芙烈达·卡萝(Frida Kahlo)爱穿的“特瓦纳”(Tehuana)传统女服绣着“中国花王”牡丹花图。墨西哥富人家专享热可可的杯具竟是中国景德镇烧制的中国风瓷器。如此浓郁的中国风是怎么吹入拉丁美洲世界,在他们的土壤开出中西融汇的奇花异草?

年代可追溯到1650、1660年的马尼拉古城图里的明代衣着人物,显示中国人17世纪已到菲律宾经商。(何家俊摄)

鸟禽羽毛在美洲原住民心中占据神圣地位,用来制造祀典穿的衣服。西班牙人入侵后,当地羽艺(plumeria)匠人开始把羽艺应用在天主教画作上。这幅从墨西哥借展,17世纪的福音布道者圣约翰画像就是羽艺的代表作。记者问温俊玉,羽艺有否通过马尼拉商船传回中国?这位对世界史料信手拈来的策展人说,海外传教士进入中国,明代皇帝明神宗获赠墨西哥的羽艺贡品,爱不释手。160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中国政治家和天文学家李之藻合著明代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1608年,明神宗下诏摹绘12份,墨西哥旁的题字道:“墨是可(墨西哥)地产各色鸟,羽人辑以为画山水人物皆妙。”温俊玉虽不肯定墨西哥的羽艺贡品是否对中国有所影响或启迪,但中国到了明清时期也兴起自家的羽艺,羽毛镶嵌于金属底座,制成首饰、头饰、扇子等。由于采用的羽毛多来自翠鸟,因此羽艺在中国称为“点翠”。

此次展出的西班牙银元,硬币上就印刻了“信”“仙”“石”等汉字,证明它们在中国市场流通、使用。温俊玉笑说,银元验证银量后会盖印,即可在市场上使用,然而有些人为求安心,“币验多家”,于是就出现多个盖印的情形。温俊玉也指出西班牙银元的独特设计:“当时市面上有人剪碎银元的边角,作为碎银零钱使用。西班牙后来在银币边缘加了边,防止用者‘剪银’削减银币的含银量。”后来的海峡货币,壹圆硬币也是根据西班牙银元制成。

日期:即日起至2024年3月17日

票价:12元(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25元(旅客与外国居民)

从刺绣上的中国古代才子佳人与牡丹花团锦簇,可见这款风靡拉丁美洲数世纪的披巾的出处是中国。(亚洲文明博物馆提供)

温俊玉透露18世纪末的船籍登记就看到有“披肩”的货品记录,虽然不知道是否中国绣制的披肩,不过到了19世纪就确定是在中国制造,出口到欧美。由于是马尼拉大商船从东方世界运来,它们早期被称为“马尼拉披巾”(Manila Shawl),后正名为“中国披巾”以澄清它们的出处。

温俊玉从展览精选出六组文物,为读者解开亚洲与拉丁美洲文化鲜为人知的“异花传粉”密码。

拉丁美洲渴求来自中国与亚洲的丝绸、陶瓷、香料等货物,但拉丁美洲国家却没有物产吸引中国,除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银。16世纪,南美洲中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以及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瓜纳华托发现巨量的银矿脉,供应全球超过80%的银子。17世纪,马尼拉大商船载着一两千吨的货物到拉丁美洲,当地人用银币购买,返航的大商船大部分只载着成箱成箱的银币。17世纪马尼拉大商船载了55吨的银子回到亚洲,其中绝大部分最终运往中国熔铸成银两和银锭使用。西班牙银元硬币因此成为首个世界通用的货币。

用中国瓷器来喝热可可饮料,以增加享用的仪式感,是拉丁世界富贵人家的奢侈享受。这款中国景德镇制造的18世纪可可瓷壶,相信是从咖啡壶改造而成,壶盖上端的洞孔是为伸入长木勺搅拌热可可所开,铁壶柄裹上藤条隔热。这两套中国风的杯盘称为“Mancerina”,也是用来饮热可可的:荷叶形大盘,中间托着可可杯的张牙舞爪螃蟹给人一种异色感;另一款是贝壳造型。大盘是为拿时不烫手而设计,盘缘还能放糕饼甜点。这样的餐具在中国少见,自然是为拉丁美洲市场专烧的外销瓷器。

这件跟墨西哥荷西路易贝洛拱泽拉博物馆(Museo José Luis Bello y González)借展的古董木箱可追溯到1650至1660年的菲律宾。掀开它,一幅马尼拉古城画(亦是最古老的马尼拉城市图像记录之一)铺展眼前。细节更为惊人,右下角竟然画着明代服饰的中国人,头戴官帽者坐骑马上,有随从担伞遮阳。古城墙外,海上停泊中国帆船。由茅草屋顶建筑群组成的街市区,以“Parian de los Sangleyes”标明,是马尼拉中国人被迫群居之地。此图相信是居留马尼拉的华人画师所绘。

温俊玉说ACM策划此展,“初衷是要点醒大家,世界其实一直都紧密相连。我们当下的世界越来越多分歧、分化,而有史以来,美术技艺一向是连接不同族群、文化的桥梁,用很简单的主题来探讨当下复杂的问题。”

马尼拉大商船——从亚洲到阿卡普尔科”

身为东南亚人,我们对19世纪中期和前期英国与荷兰殖民者开拓的印度洋贸易海路并不陌生,新马贸易势力便是这么崛起的。亚洲文明博物馆(Asian Civilisation Museum,简称ACM)美不胜收的新展,“马尼拉大商船——从亚洲到阿卡普尔科”(Manila Galleon——from Asia to the Americas)将这时间点往后拉250年,照亮另一条1565年从马尼拉扬帆出海,成功跨越浩瀚太平洋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辉煌至1815年的贸易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