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虽然我有很多艺术家朋友，但老蔡是仅有的两位问我索要诗集并且阅读过的艺术家。他接过诗集的时候，一脸坏笑地问：里面有爱情诗吗？老蔡不止一次地说，诗歌在所有的文学艺术门类里，是最重要却又比较不受关注的，所以更要多关心。
在随后的10天时间里，蔡国强的下乡小分队行经八个省，日夜兼程，几乎每天换一个城市，从大雪纷飞的北京到温暖如春的广东东莞，行程将近9000公里，绕了半个中国，先后寻访了九位农民发明家。
这本《异想天开——蔡国强和农民达芬奇》的写作只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是一次愉快的写作经历，特殊且不可复制，更重要的是我和老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在上海、杭州、泉州、多哈、米兰、尼斯、纽约、巴黎等地看他的展览，也都会和他聊天——我更愿意把采访称为聊天。和老蔡聊天，会觉得神清气爽，步履轻盈。当我气馁和沮丧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想想老蔡，想想他会怎么应对。
旅行结束前的那个午夜，暴雨倾盆，在江西铅山的小旅馆里，和老蔡做此行最后一次采访，我问了很多问题，老蔡一一作答，他谈到了他的矛盾和困惑、彷徨和迷茫，很少有艺术家像蔡国强这样无情地解剖自己，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把国家、艺术和人生都看得那么透彻明白的。
老蔡说过：“如果是在战争时期，我会去打仗，会成为将军。”他有着举重若轻、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个性。《九级浪》在黄浦江面上的焰火实施困难重重，眼看计划就要泡汤，老蔡笑笑说：这有什么关系，大不了在美术馆前的小广场上燃放焰火，为什么不可以？但事实上，老蔡一直没有放弃，他亲自去派出所交涉，终于在原定时间之前十几小时获准，并且大获成功。蔡国强早已习惯了这样走钢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塞纳河上的《一夜情》是如此，在西湖上的现场火药制作也是如此。
3月，我在北京沙滩的一个四合院见到了蔡国强。我们一见如故，握手，他的手很软。我很快也像别人一样叫他老蔡。
但是，老蔡每次回纽约，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时，林立的高楼都在提醒他，纽约有钱人太多了，成功的人也太多了，你算不了什么，要更努力才行。
有一次和林怀民聊天，说起蔡国强，我说从老蔡身上学会了很多。老林提高嗓音说：我可学不了！林怀民邀请蔡国强合作舞蹈《风·影》，在台北的创作会议上，老蔡和云门的各部门的主创十几个人见面。过了半年，蔡国强再去台北开会，给每位主创准备了不一样的礼物，而且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
和老蔡聊天很舒畅
展览屡破观展人数纪录
2010年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朋友问我，能否推荐一位记者跟随蔡国强去寻访农民发明家，并写一本书。我说，我就推荐自己吧。
蔡国强收藏过这些农民发明家的各种发明，此次实地寻访，是为外滩美术馆的开幕展做准备。这些农民做的大都是无用之物，飞机飞不起来，潜艇沉不下去。但是很多时候，蔡国强开心得像个孩子，他在这些农民身上看到的是对梦想的追逐：“他们不管年纪多大，挣钱多少，每个人长得都好看，轮廓很清楚，眼睛很聪明有神，很有信心，有幽默感。”
在老蔡超乎常人的细心和周到里，更多的是真诚。我多次目睹过在美术馆做展，他给接触的每位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准备了礼物，并且亲自送到他们手里。
每一次，老蔡都会带给我无穷无尽新的想法和创意，他是新词语发明家，很多名言出自于他：“艺术就是乱搞”、“给自己脚下扔香蕉皮”、“有时候迷失方向不知道未来是好事”、“艺术家不能只做好事，不干‘坏事’”。在轻松的态度背后是严谨的创作和持续的高产，就像老蔡说过的那样：想要做的作品一辈子也做不完。
蔡国强早已习惯了这样走钢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塞纳河上的《一夜情》是如此，在西湖上的现场火药制作也是如此。
蔡国强和他的艺术始终是有争议和误解的。奥斯卡纪录片金奖获得者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在拍摄纪录片《天梯：蔡国强的艺术》采访我时，他似乎对老蔡的作品颇为不解，反复问我蔡国强的作品艺术价值何在。我愿意在这里再重复一次在完成片里被删得一干二净的回答：蔡国强是国宝级的艺术家，他充满创造力的作品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中国艺术史以往的艺术作品找不到先例，在西方艺术史也是如此，他的作品还远远没有被他的同时代人真正了解和欣赏，但是一百年、两百年以后，人们会越来越认识到他的价值。
1980年代中期，蔡国强先去日本留学，后赴纽约工作生活。这条道路使得他远离并且有别于当时国内的新潮艺术，他的《草船借箭》、他的《撞墙》、他的火药画震惊了西方，也令国内的艺术评论界一时不知所措。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在西方闯出了一片天地，他的作品总是会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他的展览总是屡屡打破美术馆观展人数纪录。从塞纳河游船上情侣们集体做爱的《一夜情》，到黄浦江上惊天爆破的《挽歌》，再到相继在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完成的巨型作品，老蔡始终在超越自己，也在创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