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
对民族冷眼热心
那次泽厚说，很喜欢和我聊天。以后每次路过香港，一定约我聚聚。我到北京的话，也尽量让他知道。此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他出了新著《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和《己卯五说》就托人送我；我在牛津大学出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后也马上给他寄去。后来再复说：“泽厚看了你的书称，‘按照小魏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都不算知识分子了’。”我听了哈哈大笑说：“如果李泽厚不算知识分子，那中国就没有知识分子了。”
直到来了香港，和刘再复恢复了联系，才有了泽厚的消息。1995年，他们两人合作的《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在香港出版，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而前提是“社会稳定”和“生态坏境”。当时国内许多人不以为然，甚至指责他们是向当政者献媚。
1986年5月，李泽厚参加了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大会上并没有发言。他的性格本来就有点抑郁和孤僻，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侃侃而谈。对于我来说，李泽厚是80年代文化热的一座标杆，他的莅临已为会议锦上添花，因此也就没有再去游说他发言。
第一次到访泽厚家中究竟谈了些什么，早已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只是在他那间清雅整洁的书房里，泽厚穿着一身睡衣见客，神情淡定、坦然，还带点自负。他显然不善言谈，我问，他答，而大部分时间是微笑着听我说话。等我一口气说完来意后，他还是不说话，气氛有点尴尬。好在他当场答应来参加我们第二年在上海举行的讨论会，让我觉得已经满载而归。
见面时，再复对我说：“我们讨论的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其实并没有否认以往暴力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只是不赞成把暴力革命看作历史的必由之路。”
2013年起，我常在美国西雅图过暑假，一直想去科罗拉多看望泽厚，却始终没有成行。2021年底，大流行病期间，突然传来泽厚辞世的消息。我脑海里顿时浮现那晚他在北京的凛冽寒风中远去的背影。
香港“九七”回归前夕，李泽厚回北京路经香港，打电话给时任明报集团编务总裁友人高信疆，说打算在港逗留几天。信疆正好要出门，知道我和他是故交，就托我去接待。于是我陪了泽厚三四天，彼此的了解也深了一层。
泽厚说自己的态度是“关心政治，但不参与政治”。其实，他和大多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很强烈的。诚如他后来所说：“我所有哲学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和为现实的发展提供思路。”李泽厚对民族有一颗极热的心和一双极冷的眼。他的思想有学术，他的学术有思想，才能成为一个大哲学家。
1992年李泽厚离开中国大陆，远游美国，在科罗拉多州洛基山下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此时尽管我正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读书，但并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因为英文基础差，繁重的课程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所以不仅切断了和国内友人的联系，甚至连中文报刊也不读，中文电视也不看了。
当时我在传媒工作，不得不时刻关注国内的一举一动，加上在政治圈中尚有不少故交，因此，泽厚很想知道我对政局幕前幕后的分析。他还说，身在异域，异常寂寞，每年秋高气爽的时候都会回国一次，住上几个月，见见朋友看看书，打听打听京城新闻动态。我笑言：“原本以为你是象牙塔中人，不料居然对政治也如此有兴趣，看来你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中国湖南宁乡人，哲学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以及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有的只是哲学史家，真正能称得上哲学家的寥寥无几。然而，大概没有人会怀疑李泽厚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哲学家。
记得那时在铜锣湾百德新街有家很出名的咖啡馆。一个慵懒的午后，秋日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身上，我们在那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直到夕阳西斜。这次是他不停问，我不停答，几乎没有沉默的时候。
他既熟知西学，对康德哲学下过苦功夫；对本土文化传统又能深入地把握。难怪最权威的美国《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将他作为第一位中国哲学家收入其中，与休谟、康德、莱辛、席勒、黑格尔等声名赫赫的大哲学家齐名，并称：“李泽厚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奇观！”
认识泽厚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次为制定文化战略进京走访名人的时候，我几乎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见他的。当时的李泽厚是青年学子的“思想导师”。在此之前，我已被他深刻而睿智的思想所吸引。不过，对他的哲学著作似懂非懂，受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三本思想史论，尤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
李泽厚成名于1950年代，以“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思想卓然成家，从1970年代末开始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先后提出“主体性实践哲学”“积淀说”和“情本体说”等。
李泽厚（1930-2021）
后来有一次，我去北京办事，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告诉我：“泽厚也在北京，但听说马上要回美国，这几天就不大肯出门了。”我说：“你赶紧打电话约他晚上一起吃饭聊天。”当晚，泽厚夫妇、老董和我在北京外经贸大学附近一家小酒馆相聚。我们边喝酒边聊天，一直到深夜，喝完了老董带来的一坛陈年老酒，这才意犹未尽地在寒风中挥手告别。想不到这竟是见到泽厚的最后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