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在准备推出我的第三本诗集时，许静原来设想做一本有声书，后来，她建议把我在诗歌文本之外、围绕诗歌展开和进行的艺术实践也都收录在书里，包括我的摄影、我策划的诗歌音乐剧场的演出、诗歌来到美术馆等等，我们一拍即合，于是有了这本多维度的、立体诗集。感谢许静、陈斌、彭伦的创意，感谢姚荣精妙的装帧设计。这样的书放在马赛国际诗歌中心的书架上一点也不逊色。
每次去广州，我都会和林老师饮茶聊天，听他追忆往昔旧事，臧否文坛现象，十分快意。林老师不仅是著作等身的批评家，他本人的轶闻趣事也堪称当代的《世说新语》。
在不知投了多少次稿之后，终于有一天，我收到的不再是退稿信，而是刊用通知。《飞天》1983年10月号发表了我的两首短诗《面对青草》和《非洲》，收到14元稿费后，就请好友们去徐家汇的新利查吃了一顿西餐（这家西餐厅居然还在），给女朋友买了一只网球拍（因为吃饭后余下的钱只够买一只）。当时尚未谋面的封新城等兰州大学学生正在《飞天》实习，他们说服张书绅发表了我的成名作《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我获得的第一个诗歌奖，也是《飞天》颁发的——《华尔特·惠特曼》获得《飞天》1985年优秀诗歌奖。
回到上海，我给这位波兰诗人写了好几封邮件，均无回音。带着好奇心，我上网查了一下这本诗集的信息，果然有，精装本的小书，从封面到内文，装帧设计都十分简洁，是一本别致的诗集。我联系上了诗集的译者沙宁（Jarosław Zawadzki），他说记得此事，但是出版社没有给他诗集，他自己在二手书网站上买了一本。我一直以为2014年出版的法文诗集是我的第一本外文诗集，没想到2009年出版的这本波兰语诗集才是。原来还有尚未认领、仍在海外漂泊的孤儿，以后有机会要再去一次卡托维茨。
由于出诗集难，我的第一本诗集变成30年创作的选集，如此的好处是略过了出各种诗集，直接就成了一本诗选。我当时就想，以后再出书，就像《草叶集》，每出一次就是一次更新，在原有的版本上增补删减，砍去老枝，撕去树皮，抽出新芽。
一年后，美籍古巴诗人维克多·努涅斯（Victor Rodriguez Nunez）在上海时，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这是一本手工诗集，绘制、装帧、装订都出自古巴艺术家之手，由于是手工制作，每一本都是独一无二的，他送我的这本编号第93号，看得我好生羡慕。维克多正在张罗出版我的西班牙语诗集，他问我，你想要200册手工书，还是2000册印刷体的书？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手工书。谁能抵御这样的诱惑？何况是古巴艺术家的手工制作。可惜由于疫情，这本诗集的出版延迟了。
2019年5月，我在上海1862时尚艺术中心策划了三场诗歌音乐剧场，邀请了九个国家的20多位诗人和音乐家一起演出。有很多朋友去看了现场，其中就有许静和陈斌，他们也是极少数看到全部三场演出的朋友，即使是我自己，因为参加第二场演出，身在侧台，也没能看到完整的呈现。
1986年冬天，我去兰州出差，特地去《飞天》编辑部看望了诗歌编辑张书绅。我的处女作当年就发表在《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上，很多后来成名的诗人都经张书绅之手在《飞天》发表过作品。张书绅每信必回，而且他的回信永远用铅笔写在杂志社小小的便笺上。
200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一通长途电话，电话那头热情地自我介绍：“我是林贤治，我编的一本诗选选了你的诗，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我的好朋友彭伦平时专注于外国文学的引进和出版，在出版界声誉卓著，虽然出版诗集并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但他一直关心我的诗集再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专业支持。我的第二本诗集《灰光灯》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是彭伦的引荐，由此结识了许静和陈斌，他们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使得合作极其愉快。《灰光灯》的装帧设计也是我所有书中最满意的一本。
看完本书的校样，我像往常一样去深圳湾骑车，成千上百只大雁浩浩荡荡从海湾上空掠过，向北而去。时间从来只和时间作对，冬去春来，我的心如候鸟，业已飞去。
多维度的、立体诗集
2005年1月，林老师主编的“忍冬花诗丛”在花城出版社推出，第一辑有两位诗人——多多和我。《王寅诗选》是我的第一本诗集，也是我的第一本书，书出版的时候我已经43岁，比同龄诗人出版第一本诗集的时间要晚很多。林老师后来说，你的诗集还是出得晚了。我对林老师唯有感谢，如果不是因为他，我的第一本书还会遥遥无期。
淘宝与《飞天》
2018年夏天，应斯洛文尼亚诗人阿莱士·斯蒂格（Aleš Šteger）的邀请，我参加了诗和酒的诗歌节。诗人们坐大巴从卢布尔雅那去马里博尔，在途中的服务区停车休息时，一个中年人跑过来问：王寅，你还记得我吗？我打量着他，似曾相识，但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提醒说：卡托维茨。我立刻想起2005年冬天，我和诗人、摄影家朱浩应邀前往波兰卡托维茨参加西里西亚艺术节，艺术节的接待人员中就有他，这位波兰青年诗人和我们相伴多日，只是他已经由瘦削的青年发福成了中年人，以至于我一下子没认出来。他接着问：你收到我给你寄的诗集了吗？我说没有。他说：太遗憾了，诗集里不仅有诗，还有你的摄影，装帧设计很漂亮。他表示，回去就寄。这本诗集的事情过去太久，如果不是他的提醒，我早已忘记。
从《王寅诗选》到《低温下的美》，我经历了人生中许多重要的变故，我把《低温下的美》扉页上的题赠献给我的母亲，因为她已经看不到这本书了。《王寅诗选》出版之后，我把书给父母送去，他们比我还要高兴，母亲执意要我在扉页签名，她说：不然别人还以为是我们自己去买的。三年前的一天深夜，父亲来电，告知母亲刚刚在平静中去世。母亲终于得以从多年的病痛中解脱。远在异国的我为疫情所阻，无法赶回送母亲最后一程，实为莫大的遗憾。
福州路山东路转角处的上海书店二楼经常出售私印的港台版外国文学书籍，封面一律做成简朴、低调的模样，陈映真主编的远景版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就是在那里觅到的，简直如获至宝。多年后，我在采访陈映真时，还向他当面致谢。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陈东东在福州路淘到1959年出版的巴勃罗·聂鲁达的《葡萄园和风》，薄薄的诗集，淡绿色封面，他特地买了两本，把其中一本送给了我。
200册手工书与2000册印刷体书
2018年夏天，我在马赛驻留，闲来常去马赛国际诗歌中心（CIPM）看书。诗歌中心所在地的前身是一处疯人院，现在这里是欧洲最大的诗歌中心。我被诗歌中心阅览室里的各种设计和造型叹为观止的手工书深深迷住了，暗自寻思，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一本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别致的诗集呢？
林贤治老师编的这本诗选收录了我19首诗，数量仅次于诗人多多。一年后，林老师来信——他的信通常是写在出版社便签上的寥寥数语——说他正在编一套当代诗丛，希望我能够参加。我很快整理好了诗稿发去，但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之前要给我出诗集的出版社并不少，但最后都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
《王寅诗选》里创作时间最早的诗写于1981年。但是，我的写诗经历要追溯到我的小学时代，当时所能读到的都是古典诗词，所以最初写的都是古体诗。直到中学，我才开始写现代诗。进入大学之后，阅读和写作更为疯狂，一天写数首诗是家常便饭。图书馆和几个期刊阅览室是最经常去的地方，借书证写满了，只得在原有的借书证上又加订了两本，由于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熟悉了，每次都会借上十几本，到毕业时，我的借书证已经是厚厚一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