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朋友在伦敦学医，显然以为自己未来能救世济民。我们学校有晚宴的传统，大家穿着黑袍子，等待教授落座，等待院长读拉丁文的餐前祷告，再敲一声锣，前菜主菜甜点方才依次上来。我平常与其他三个人一同去，但我最近累，伦敦的朋友便成了替补。
延伸阅读
(传自英国剑桥)
学校有个人类学讨论组，每周四下午在酒吧讨论一本新书，天气好时，我们坐在数学桥对面的草地上喝冰啤酒，在树下阳光一寸寸消失，法国的女孩在这里读了博士，现在是一名老师。最近讨论的书是关于中国南平市的天主教影响。她说天主教堂像一棵榕树，在南平的上帝面前，人们在基督教的框架里，与此同时却有着一定的不被束缚的主观思想，但最终人们发觉上帝。一群一群的人雨后春笋般占据了草地。远处烟雾缭绕，也许化学物质使他们短暂地窥探世界的本质。最后我们的对话从人类学变成了闲聊。我受益匪浅，终于学会了布尔迪厄（bourdieu）名字的法文读法。
雨天不妙。有一天上完课，鞋袜都湿了，回家路上经过平日里摩肩接踵的广场。小摊位前无人驻足，刚巧在我不慎踩进了某个水坑以后，有个摊主叫住我，推销自己的菜。我想，尽管脱离了农耕时代，人们最终还是得靠天吃饭吧。
如果虚无不再成为我逃避的借口，我将崩溃。因为我的每次祷告，都是向着看不见的明天。
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有什么意义，穿越了海湾后想回到自己的屋邨，但我们并不想返回屋邨，眷恋的是种幻想的悲伤。我想我们都在为赋新词强说愁，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的不快乐是有机的不快乐，它自内向外占领我，像一棵榕树。
如果虚无不再成为我逃避的借口，我将崩溃。因为我的每次祷告，都是向着看不见的明天。
一年有三个学期。最后一个学期是复习与考试，图书馆人满为患，课后的聊天也常以“你要复习哪些章节”开始，以“加油祝你好运”作结。因为我们专业学位的最终成绩仅以第三年为准，所以我心态倒不错，想读文献就读一点，读不进去也不强求。心理上倒是没什么问题，生理上却不受控制地觉得累，这无由也不应该。
他也一切如常，周末仍然喜欢去公园看鸟。他最近喜欢每句话都引用“My Little Airport”的歌词。我说：“累。”他说：“200年后这里什么也都不是／宇宙里有什么不是暂时？”我说：“我觉得200年可能有点费劲，毕竟这大学是800多年前建的。” 我觉得我脚下的砖至少能再见证几百年的风露。尽管我们不在了，故事将被重塑，被铸成一个个寓言与传奇，使我们仿佛打破了时间的局囿，仿佛在先贤驻足处驻足便能与其高谈阔论。
天气变好了。夜幕降临于8点半以后，永远不会结束似的，夏天的午后。
上课地点变成了市中心的另一个讲堂，再也不能提早十分钟起床，在老师即将开始讲课时匆匆跑到教室了。假期的时候和一个日本大阪的女孩见面，坐在Lady Mitchell Hall门前的长椅上，她在吸烟，也是一样明朗的日光，我们都不敢想象大一就这样即将结束了。
最近国王学院门前有很多有关巴以冲突的抗议游行，学生们搭起了帐篷。我的国际关系课经常问一些深奥的问题，比如如何减少战争；中国、俄罗斯是否想要取代美国，成为国际社会最强劲的力量；国际组织是不是帝国主义。我总是给不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我想我要是给出巧妙的回答才出乎意料，届时我必定会因为国际组织没有我一席之地而愤愤不平。我们学了好些原理，却似乎无法解决任何问题，这使我们感到索然无味。
我最近很平静，没什么开心的，也没什么不开心的，盼望着假期，视现实为必经之路，没什么苦恼，享受简单的化学反应般的快乐。朋友曾经喜欢华格纳，觉得人生太过一帆风顺，想要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一般绝望的怔忡。我告诉他这是个第一世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