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坊间艺术工作者轮流担任总监的“新加坡国际艺术节”走过各具特色的10年。回头望，这个艺术节曾被视为新加坡表演艺术的巅峰盛会。如今，艺术节似乎盛景不再。资深艺术界人士就艺术节如何定位，艺术作品用什么吸引人及留住人展开探讨。
如今谈及SIFA的定位，娜塔莉说，SIFA是一个拥抱多样性、独特创新表达，以及大胆艺术愿景的平台。“新加坡是人与思想的沟通桥梁，而SIFA希望丰富国家文化底蕴，将艺术节和新加坡定位为具有全球意识的实体。”
从数据来看，首届SIFA共吸引2万2000人观看，票房达86%，与2012年艺术节的1万6000名观众和72%票房相比，略胜一筹，但与2009年艺术节的80万观众和92.5％票房，不可同日而语。
艺术家自有艺术家脾气，剧团或大型艺术节总监更讲求魄力。2021年，戈拉夫在任期内最后一届亲自上场演出，联合彭魔剧团的彭耀顺和野米剧团的王爱仁，三巨头在“The Commission”中同台飙戏。风格迥异的同行如何克服现实艰辛，携手完成作品？若不执着种族语言，这也可以解读为拥抱多元，求同存异的新加坡特色。
比起作风强烈的王景生，戈拉夫的风格更具弹性和包容性。2018年的SIFA推行10元学生券制度，让学生以10元买到首排观众席位置，近距离观赏演出。他在任期内碰上大疫之年，仿若试金石——2020年，SIFA因疫情严峻而停办，改为线上演出，戈拉夫必须领导团队，即时策划全新艺术节活动，在抗疫措施的变动下维持半年。那年，全球许多剧场不敌疫情，熄灯关门，SIFA却选择了迎难而上。
SIFA其中一个不变的目的是培养本地创造力和自豪感。2020年，时任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部长傅海燕在国会上答复官委议员何伟山说，SIFA是新加坡艺术团体创作全新精彩作品的平台，为本地艺术从业者提供机会。当时，SIFA有半数制作涉及本地艺术家，未来也将继续如此。
吴青丽回顾，新加坡艺术节的模式是“节之节”（festival of festivals）。在她任职期间，每届活动平均介于250至300场，除了主要售票节目，也有一系列免费活动，包括邻里节、讲座研讨会等，均由艺术节团队管理，且往往以大型户外制作和烟花表演作结。新加坡国际艺术节的规模和活动范围已大大缩小。
艺术节如何定位？
演出喜好可能更主观，而艺术节团队在节目策划上，大略有几项标准。陈琼花说，本地节目须是原创作品，表达当代复杂性并探索表演艺术的可能。受委托的艺术家将获大量时间和资源筹划。国际作品则由著名艺术家创作，在享誉盛名的国际场馆和艺术节上展出，并获得业界好评。
在她的领导下，“表演的解剖学”是过去三届SIFA的主标题，拓展表演的可能性，也希望对当今世界的复杂问题做出有力的叙述和见解。今年SIFA上演的“Una Isla”或“Wilful Machine”，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做出回应。本地前卫乐队“天文台”（The Observatory）则以结合抽象音乐、访谈、影像设计等元素，呈现沉浸式剧作“Refuge”，探讨民间历史、自然和人类未来。
艺苑公司执行董事陈琼花说，在委任SIFA艺术领导层上，公司和艺理会紧密合作，考量因素包含与本地艺术界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她说：“也许有一天，SIFA会因为目的和意义过时而不复存在，但我觉得那一天还没有到来。”
国家艺术理事会受询时，拒绝透露本届艺术节的筹办金额和观众数字。SIFA数据则显示，本届有约30场售票演出售罄，包括“Wilful Machine”、“Sun & Sea”、“Refuge”和本地节目系列“明天，明天”。唯“明天，明天”采取押金预约制，预留门票的观众只要到场观看，就能取回20元押金。
艺术工作者王翰缘认为，目前艺术活动面临的一大挑战是“过度曝光”。她认为：“单看本地，艺术活动和娱乐形式越来越多，但令人印象深刻，念念不忘的却少见了。”
10年过去，明年碰上新加坡独立60周年，SIFA也将推出相应节目，如今恰好是个回顾、前瞻的时机。
在她看来，艺术节总监应在更长远的艺术愿景下开展工作，艺术节管理团队内部也须发展策划知识和能力，协助新总监建立和保持国际网络。如此，即使总监更替，艺术节也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首届SIFA总监是剧艺工作坊艺术总监王景生，后由新加坡专业剧场艺术总监戈拉夫·克里帕拉尼（Gaurav Kripalani）担任2018年至2021年的总监。Cake剧团艺术总监娜塔莉·亨内迪格（Natalie Hennedige）在2022年接棒，今年届满后，宣布延长任期至明年。
一些精彩本地作品由此诞生。2015年恰逢新加坡独立50年时，野米剧场的五小时史诗剧作《酒店》回溯新加坡历史，戏剧盒则制作参与式剧场《一堂课》，讨论土地和民主议题。九年剧场今年在“明天，明天”本地节目系列下，呈献《等待观众》，未来计划带到国外重演。
观众对不同艺术节印象
新加坡在独立建国后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摆脱“文化沙漠”之名。1977年，新加坡艺术节（Singapore Festival of Arts）在此背景下产生，随时代需求而几经变革中，始终推动本地艺文发展，作为本地和国际艺术工作者交流观摩的平台，同时作为建立国家认同的媒介。2014年，新加坡艺术节转型并以“新加坡国际艺术节”（Singapor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简称SIFA）的全新面貌重新出发。
无论艺术节如何改变，形式如何推陈出新，她认为，最终能抓住人心的，终究是艺术作品要表达的信息。“艺术创作者最终要回归的课题是，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为了什么而创作。”
吴青丽的看法是，当艺术节的定位是“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时，人们自有理由期待它名副其实，恢复巅峰地位。仅仅将SIFA与本地其他节日、活动比较是不够的，必须放眼区域，和其他国际艺术节做比较。“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如何在艺术节的国际社群中做出贡献？这些都和更大的节日愿景有关。”
艺术节需保持稳定性
延伸阅读
若将艺术节比喻为一艘船，经费是燃油，艺术总监则是掌舵人，决定船只航向何处。SIFA 10年，经历三任艺术总监，曾从2000年到2009年担任新加坡艺术节总监的吴青丽认为任期太短。她说：“无论本地或国际，成功的节目委托取决于长期培养关系和信任，也需要长远规划，三年任期对于总监建立富成效的关系来说相当短。”
明年SIFA是娜塔莉任期内的最后一届。她透露，届时SIFA会制作与新加坡60周年有关的节目，Little SIFA也将由本地艺术工作者掌舵。加上国际委托节目，艺术节将反映一个迈入60岁，并与世界接轨的城市面貌。
王翰缘没有观看今年的SIFA，但纵观10年，让她记忆犹新的制作，有王景生年代的演前宣导系列“大众学堂”（O.P.E.N.）和Toy肥料厂剧作《南柯一梦》 。对近年SIFA的印象是跨域跨媒体，作品喜欢结合视觉影像。
改制使SIFA更具个人色彩
如果说戈拉夫时期的SIFA增加了舞蹈、音乐等非戏剧节目的比重，娜塔莉更加热衷于跨领域、跨地域的艺术尝试，并延续了后疫情时代的趋势，兼顾实体和虚拟演出空间。
涵盖国内外艺术节目，曾在一年吸引80万人次观众的新加坡艺术节，在2012年迈入35年之际决定按下暂停键。当时，本地艺术活动愈见遍地开花，多元纷呈，新加坡艺术节票房却逐年缩减，艺术理事会决定停办一年，重新评估审视艺术节的未来。驻足回顾再出发，全新的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在2014年回到大众面前，不再官营，而是委托私人公司筹划，并委任坊间艺术工作者轮流担任总监，希望为坊间艺术工作者与团体赋权。
她说，自1980年代以“国际节日”的定位创立，艺术节被视为新加坡表演艺术的巅峰盛会。现有的许多节日和活动都起源于艺术节，包括作家节、新加坡仲夏夜空。“如今艺术节的巅峰地位似乎已减弱。从积极的方面看，是生态系统中其他艺术活动或主办者出现的自然结果。但这也可能与节目的吸引力或关注点改变有关。”
本届SIFA在三周内呈献逾90场演出和活动，实体和线上展演空间共17个。虽然未及新加坡艺术节的大规模，比起10年前第一届，又见密集浓缩。亲子节目系列“Little SIFA”的推出，象征着SIFA再次拥抱家庭观众。陈琼花更指出，数字和虚拟不仅是一种选择，而是吸引国内外新观众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年轻群体。这些都是面对艺术分流分众的大环境，争取观众的策略。
这项改制使SIFA更具个人色彩。王景生接手时，认为过往艺术节试图迎合所有大众，反而模糊焦点，于是以四年为一单位，对艺术节进行有主题、具连贯性的策划，首届仅呈献12项主要表演节目，与以往一次呈献30多项节目相比，主张贵精不贵多，时长更从三周拉长到六周，希望让观众好好享用、消化艺术。
除了近年来每年观赏一两场SIFA节目，顾问公司创办人黄女士也曾观赏澳亚艺术节、悉尼艺术节和香港艺术节。在她看来，SIFA和其他国家的旗舰艺术节相比，规模较小。“感觉上SIFA也更倾向本地化的小型制作，但能从中认识到新的艺术团体也很好。”黄女士认为，本届SIFA的“明天，明天”系列节目聚焦本地剧团的安排值得赞赏。
谈到新加坡艺术节，她信手拈来的作品，有1986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1999年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都令人引颈期盼，印象深刻。2004年的《都市梦想宝库》（Urban Dream Capsule），四名澳大利亚艺术工作者在来福士城的玻璃橱窗中生活15天，接受观众的注目和互动，行事前卫，话题性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