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裕廊渔港之后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广大的顾客群，而且他们买的数量更多。这里的鱼行不是没有自己的门路，相信只要有生意，就可以找到货源。
——彭志祥
拍卖员消失近40年
彭志祥语重心长地说：“不是我要帮政府讲话，有时想一想，到裕廊渔港之后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广大的顾客群，而且他们买的数量更多。这里的鱼行不是没有自己的门路，相信只要有生意，就可以找到货源。
圣诺哥渔港有32个单位，只有约25家鱼行在经营。政府宣布明年要拆迁后，即使有业者退出，摊位也不再招标。
不太忙碌的批发市场
虽然作息日夜颠倒，白天要接送孩子及忙其他事情，因而睡眠分成好几段，农历新年也照常营业，吴伟宾并没有后悔继承家业，他笑言：“就像当兵，这是家族的国民服役。”
“记得有一年的农历新年，我进了三四百公斤的斗鲳，心想一定卖得完。结果一天只卖了不到一箱（一箱30公斤）。我看这样不是办法，所以就载到裕廊渔港寄卖，结果罗厘还没有驾回到这里，那边就打电话来说八九箱卖完了，还有没有？所以搬到裕廊渔港，可能会有更多商机。”
另外，愿意加入这一行的年轻人不多，鱼商上了年纪，一旦不做也只能收摊。
圣诺哥渔港的好些渔商将第三次搬迁，从港脚（Kangkar）、榜鹅、圣诺哥到裕廊。
过去25年，圣诺哥渔港（Senoko Fishery Port）处理的海鲜量、摊位数量和顾客逐渐减少，批发市场应有的热闹场面不再。政府决定明年将它和裕廊渔港整合之际，记者周末凌晨到访圣诺哥渔港，实地看到的是冷清的鱼市场，听到的是伴随渔港25年的老字号鱼行对于旧时盛况的忆述，以及对前路的迷茫。
成隆顺记鱼行的老板林文强也担心，到裕廊渔港后会无法和原本就在那里的鱼行竞争，所以还在考虑要不要搬过去。专卖螃蟹的陈爱莲也在观望，不过她说：“反正我每天都要到渔港采购海鲜，可能就顺便继续开咯！”
其次是到湿巴刹采购的人也少了。从前主妇会赶在早上8点之前上巴刹，才能买到新鲜鱼虾，如今摊贩营业到中午可能还没卖完。就连彭志祥自己都说：“以前农历新年前会跟母亲到巴刹大包小包的买，现在不要了，手机按一按网购，送到家里来。”年轻消费者选择到超市及电商等其他渠道购物，对传统湿巴刹的生意打击很大。
榜鹅鱼商公会主席彭志祥（41岁）是金顺鱼行第二代，父亲从前有两艘渔船，每次出海三四天，可能遇到海盗等风险，后来决定上岸从事批发生意。彭志祥完成国民服役后就加入，一晃快20年，六年前还当上公会主席。
回想去年裕廊渔港关闭，圣诺哥渔港临危受命的情况，彭志祥说：“圣诺哥渔港有约三成货源来自裕廊渔港，其余直接从马来西亚和泰国等陆运或空运进口。裕廊渔港关闭少了三成供应，鱼行就提高陆运或空运的进口量，填补供应量。”
螃蟹摊拉未亮灯营业前，不时有人走近，原来是到电热水瓶按热水饮用。老板娘陈爱莲无所谓：“水和电也没有多少钱，大家要喝就自己拿。”渔港原本有一个食堂，售卖茶水和杂菜饭，后来生意欠佳不做了，所以鱼商和员工得自己准备食物。
彭志祥认为，生意要继续，就得改变思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本身已将生意扩大到餐馆和熟食中心小贩。
去年7月裕廊渔港因出现感染群关闭两周重开后，食品局加强了一系列安全措施，包括规定渔商、员工和去批货的摊贩每周定期筛检，外籍送货司机不能下车以减少接触，以及禁止不同组的渔商和员工之间有互动等。这些宝贵经验应急方案都已借鉴。
联益鱼行陪伴三个渔港走过风光。第一代吴乙贵从二战前就开始卖鱼，1955年与朋友合伙在港脚开了联益鱼行。第二代吴良顺（75岁）和第三代吴伟宾（50岁）都是从小就在鱼行帮忙。
圣诺哥渔港的大多数鱼商来自港脚或榜鹅，潮州话仍随处可听到，尤其是在老一辈之间，这也无形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星期六午夜12点多来到圣诺哥渔港，只有约一半的摊位稀稀落落营业。罗厘陆续到来，鱼行派数名员工接货，将箱子推到摊位。这时才开始听到一些推车轮子滚动、箱子拖拉发出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些市场该有的生气。一大箱满满的鱼倾倒在地上，形成一座小山，员工按种类和大小，快手快脚将它们分到不同的塑料圆篮。
接下来要搬到裕廊渔港，离开舒适圈，鱼商肯定有所抗拒。榜鹅鱼商公会财政、联益鱼行第三代吴伟宾就说：“我们主要供应给湿巴刹，顾客群都在东北部，搬到西部对一些顾客来说太远了。裕廊渔港已经有100多个同行，竞争比较大，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可以分开运作。可是没办法，为了国家发展，我们只能一直搬家。”
陈爱莲经常穿着红色上衣，原本以为是她特别钟爱这个喜气的颜色，原来只是因为员工的制服也是红色的。凌晨两点多，显眼的一抹红色出现在其他鱼摊，周游一番后陈爱莲回自己的摊位。
农历新年也是散客光顾的旺季，以往都挤得水泄不通，如今这种盛况已不复在。
圣诺哥渔港可容纳36个摊位，同时让10艘渔船停泊卸货；榜鹅渔港只有16个摊位，同时只可容纳三艘渔船。可惜25年过去，圣诺哥渔港一开始的风光已不复在，只有20多个摊位仍在经营，有些是一家鱼行租下几个摊位。鱼行不再拥有渔船，码头很少使用，马国货源直接由罗厘进口，水路多在裕廊渔港卸货后再送到圣诺哥渔港。目前本地的海鲜供应只有4％经过圣诺哥渔港，裕廊渔港占约30％。
一眼望去，员工似乎多过顾客。来采购的巴刹鱼贩在摊位之间穿梭逐个看，有的干脆蹲下来一条一条翻开鱼腮慢慢挑。也有一些轻车熟路的散客，在保安室用身份证换了通行证后，到这里购买小量的价廉物美的鱼虾。员工做自己手头的活，没有特意和顾客寒暄。
转眼待在圣诺哥渔港已25年，75岁的吴良顺仍坚持凌晨到这里，熟练专注地拨动着算盘，仿佛完全与周围的喧嚷隔绝，然后用圆珠笔在账本上记录寥寥几字。吴老板也不怕你瞄，都是自家才看得懂的缩写。
说起打仗，相较于圣诺哥渔港的知根知底，鱼商难免心里想着，裕廊渔港将是真正的战场。
老行尊曾拥16艘渔船
这个画面定格超过半世纪，只是多了一层岁月。吴老板很骄傲地说，整个鱼港应该只剩下他还在用算盘了吧！
小渔港人情味更浓
圣诺哥渔港所处理的海鲜量，从2000年的1万5190公吨减至2021年的5336公吨，减少约65％。
后来柯文忠再回到渔港时，鱼商们仍是笑面迎人。他希望趁渔港关闭前，有机会再安排本地或海外游客到这里参观，也为他们带来一些生意。
周末渔港还会迎来另一批顾客，那就是住在附近宿舍的外籍劳工。他们驾着小货车，成群结队到来，围着摊位商量后，指着一篮鱼跟鱼商讨价还价。一篮鱼约10公斤，成交后自行分成几袋，大伙满心欢喜地离开。桑卡尔（Jai Sankar，36岁）差不多每周都来光顾，当天他买了三公斤花蟹，一公斤$5，准备和两个朋友一起大吃一顿。
疫情危机启示多
成隆顺记鱼行的老板林文强（86岁），已把生意交给媳妇打理，每天还是循例来走一圈。采访当天他刚在另一个摊口买了一大袋螃蟹，正准备用一部小推车将装在红色塑料桶的螃蟹推回自己的摊位。他笑眯眯地说：“我买了两公斤螃蟹，家里孩子孙子周末来吃饭有十多个人，一餐就吃完了。”
犹记得，当时海鲜并没有像鸡蛋或蔬菜那样“抢购一空”，彭志祥的这句话有意思：“海鲜不是必需品，甚至可以说是奢侈品。如果真的打仗，你拿鱼去换鸡肉或猪肉，应该换不到。”
父亲吴良顺年轻时应该也抱着同样的心情坚持着，现在赋闲在家反而会不习惯，所以即使要用特别缝制的毛巾套护膝，仍风雨不改来报到。吴伟宾也透露，黑痣叔碰上疫情在家休息几个月后，反而做不来，不然的话他现在应该还在做。他打趣地说：“就像车子的引擎，停下来要再启动就比较难。”
如果没有2021年7月裕廊渔港集体感染冠病事件，大概很多人已遗忘甚至不曾知道有圣诺哥渔港的存在。明年，它就真的要消失了。
经历去年7月裕廊渔港出现大型冠病感染群关闭，圣诺哥渔港随即增加海鲜进口填补货源的情况，不少鱼商和公众都提出，其实应该设立更多小型渔港分散风险，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屋檐下。
虽然是少东，吴伟宾也没法闲下来。凌晨一点多罗厘陆续来货，员工分类装在塑料圆盆后，吴伟宾开始估价，鱼贩也陆续上门，成交后他和父亲就记在账本上。紧凑的节奏要持续到清晨四五点才放缓，吴伟宾还得等到上午八九点结完账后才能回家。
主要顾客巴刹生意差
少了此起彼落的讨价还价声，冷静得有点冷清的批发市场，这是搬离前的节奏吗？
裕廊渔港的翻新工程涵盖两个部分，其一是整修裕廊渔港，包括现有批发市场、办公大楼和码头等。其二是在批发市场旁建造一栋可容纳20个摊位的新建筑，供圣诺哥鱼行使用。圣诺哥渔港的鱼行多有自己的冷房设备，他们希望新地点会有足够空间及更完善设施。
导游柯文忠（51岁，Richard Kuah）两个渔港都到访过，他说裕廊渔港很大，鱼商不一定全部认识彼此，而且他们处理的量很大，摊位摆着许多大箱子，一箱几十到几百公斤，交易氛围比较紧张。
送货罗厘到来的次数不算频密，鱼行开始忙碌的时间不一。一些摊位已摆好满地圆篮的鱼，一些仍是空空荡荡，员工刚准备开工。一直等到凌晨两三点的“高峰期”，员工处理海鲜的速度加快，但也没有感受到太多紧张的交易气氛。
从买螃蟹变成批发商
前路未知 改变思维或有商机
从前联益鱼行完全可以只卖本地鱼，除了自家捕捉，还有本地奎笼的养殖鱼虾和小渔船的鱼获。虽然现在以进口为主，吴伟宾会选择比较靠近新加坡的新鲜货源，如来自马国柔佛州和印尼峇淡。顾客主要是巴刹摊贩，也有一些煮炒摊位。餐馆一般有固定货源，不会向鱼行采购供应不定的冰鲜海鲜。
调整心态走出舒适圈
行业凋零是大势所趋。彭志祥分析道，首先是本地有超过100个湿巴刹，它们是渔港主要的顾客，但大多数建于1990年代或更早以前，近十年来兴建的屈指可数。
食品局在回复《联合早报》关于我国海鲜供应的韧性时说：“食品局和利益相关者合作制定了应急方案，确保业界能在食品供应受到干扰时，做好应对准备。”食品局早前曾与裕廊渔港的渔商和新加坡鱼商总会进行了一场演习，让大家熟悉应急方案的运作，并会继续与各利益相关者一起改善方案。
圣诺哥渔港比较亲切。他在去年接到“我的社区节”（My Community Festival）的导览任务后，开始和鱼商接触，一开始时有点不知所措：“我来走了几圈，后来联系上会长彭志祥，他介绍了一些同行给我认识。来多几次聊开后，他们都很乐意帮忙讲解。”
“湿巴刹的市场在萎缩，所以得找新的出路。传统鱼行是服务上门来取货的顾客，而且是收现钱的，最多赊账几天或一周。要做餐馆和小贩生意，就得安排送货上门，所以要准备货车，还要对账之类的，有很多后勤工作，也要增添一些设备。一些同行觉得划不来，比较喜欢安于现状。”
两手空空没收获？陈爱莲的回应很幽默：“就去走走看看要买什么海鲜，先等一等，等看榴梿会不会掉下来！（看价格迟些是否会下调）”
这里的生意以巴刹摊贩为主，很多是从港脚和榜鹅一直光顾至今的，多来自东北、东部和北部。
港脚是在实龙岗路上段尽头（现在与后港8道交界处）之后，通往海边的一大片甘榜。1984年港脚让路给后港新镇，当时鱼行搬到榜鹅渔港及鲜鱼批发市场（在科尼岛〔Coney Island〕附近），1997年榜鹅渔港让路给榜鹅21发展计划，鱼行再搬到圣诺哥渔港。
榜鹅鱼商公会有约13家鱼行会员，彭志祥曾多次表达会员意愿，有关当局也曾尝试物色其他地点，但始终不理想。
以前渔船会到白礁附近海域捕鱼，一去就是四五天。后来海洋生态受到破坏，出海工人难请，鱼获渐少。油钱又一直在涨。很多鱼行都卖掉他们的船，我们是坚持到最后的了，可是遇到疫情没有办法，生意难做，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工人准证申请不到，船只要还停泊费，所以不得不卖掉。
——吴伟宾
黑痣叔原本是联益鱼行的员工，和少东吴伟宾搭档。黑痣叔喊价、成交和秤重后，交由吴伟宾记账。年过80的黑痣叔疫情期间退休了，那谁来定价呢？吴伟宾说：“我啦！”
整个圣诺哥渔港唯一专卖螃蟹的陈爱莲（63岁），是汤申路上段万隆华和海鲜菜馆的老板娘。先生于1986年开设餐馆后决定自己进口螃蟹，后来就在渔港做起批发生意。这里专卖来自印尼的肉蟹，按不同大小分类，不卖花蟹或其他种类。除了自用，螃蟹也批发给巴刹摊位，上门散客也招待，不限最少要买多少公斤。
在芽笼士乃一带海格路（Haig Road）第13座巴刹做生意的江亚兰（80岁），就是其中一名老顾客。她说：“我主要是做马来人生意，每天都会来，也没有指定跟谁买，就到处走，看有什么适合的鱼。”看起来非常干练的江亚兰，推车内已装了好几篮鱼，然后从一个塑料袋内掏出现钱还给鱼商。
在鱼少客多的年代，批发市场有拍卖员这个角色。2019年媒体曾专访过当拍卖员的廖二峇，他的左眉有一颗大痣，所以人称“黑痣叔”。搬到榜鹅渔港后供应增加，黑痣叔就改当估价员（业内以潮州话称为“家长”），第一时间为鱼虾定价。
林文强从前住在榜鹅九条石，从小就与渔业为伍。这个在渔市场度过大半辈子的身影，重叠了许多同行的身影，步伐不算稳健，但完全看不出已七八十岁。
渔港虽然是以批发为主，但也欢迎散客。受访鱼商都表示没有限定最少要买多少公斤，当然买得越多就越优惠。他们也不愿透露价格会比湿巴刹低多少，只说视当天情况而定，但肯定会比较便宜。
政府于2020年宣布，圣诺哥渔港的活动量与顾客减少，所以决定将它和裕廊渔港整合，集中我国的海鲜批发业。食品局在今年10月底开始为裕廊渔港的整修和扩建工程招标，预计明年第一季度动工，圣诺哥渔港的确切搬迁日期会再通知。
联益鱼行在上世纪80年代曾拥16艘渔船，后来逐渐脱售，疫情期间卖掉最后三艘。吴伟宾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以前渔船会到白礁附近海域捕鱼，一去就是四五天。后来海洋生态受到破坏，出海工人难请，鱼获渐少。油钱又一直在涨。很多鱼行都卖掉他们的船，我们是坚持到最后的了，可是遇到疫情没有办法，生意难做，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工人准证申请不到，船只要还停泊费，所以不得不卖掉。”
一杯热饮，一句问候，圣诺哥渔港生意冷清不少，但人情依旧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