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版了散文集《有时，我们远行》的蔡欣洵来自马来西亚吉打州，1992年移居新加坡，目前是淡马锡理工学院高级讲师。蔡欣洵写散文也写诗，刚在今年5月获得第四届方修文学奖诗歌组优秀奖，作品也曾入围第五届周梦蝶诗奖决审。
在取材方面，本地新移民作家各有偏爱的创作题材，他们关注的主题与写作方式也不尽相同。
一般而言，本地新移民华文作家大多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少数来自香港、台湾，他们之中，有的在移居新加坡之前已开始在家乡写作，有些到了本地才因为各自的原因爱上文学创作。
孙宽则认为，本地“华文的阅读资源还可以更深更广更具有文学性，比如关于文学、写作方面的著作，新加坡各大图书馆都相对较少”，本地也“缺乏文学方面的系统专业训练课程和高素质持续循环的学习机会。”
由于周昭亮37岁才开始写作，在新加坡和香港行医也超过十年，人生经验十分丰富。他因此说：“沉淀了这么久，写诗刚好提供一个过程去整理和反思过去的自身经历和听到的别人的故事。这些都促使我想写作，也希望透过这个有形的现代诗文学文本，跟读者建构一个可以沟通、经验和交流的无形空间。”
李青松说：“我的作品从现实、魔幻到历史、寓言等都尝试过。《书稿》写的是《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在一场梦中获得了艺术创作传承的故事。《枪手的故事》写的则是一群代人写论文的“枪手”，出于恶作剧的目的有计划地在论文中造假，却在无意中改变整个世界的故事。而刚刚完稿的这部长篇小说则是古代与现代两条故事线，两个不同时代中的人物，在黄金半岛（即马来半岛）上受困、游历与探险的故事。”
2002年李青松大学毕业后任职建筑工地工程师，当时本地建筑业还未从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低迷中走出来，作为主承包商雇佣的工地工程师，李青松每周须做足6天，每天早出晚归，生活十分劳碌。他说：“那段时期我在劳累与迷惘的情绪中度过，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也就在那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小说。在文学的世界中突然领悟到痛苦并非唯我一人，伟大的小说家早已以艺术的方式将人生种种痛苦的根源展示了出来。文学的魅力折服了我，让我的心里渐渐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
移民新加坡才开始写作
在某种意义上说，新移民文学的出现，具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意义。究竟本地新移民华文作家是怎样一群人？他们为何在移居地写作？书写了怎么样的文学作品？本地移民文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
郭诗玲说：“就阅读环境而言，可以很方便地从书店或图书馆读到各地作品，也常有海内外作家的讲座，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机构，都积极推动。至于写作方面，就是比较个人的行为，关乎的是心境，尽管华文读者不多，还是不乏有心人，持续写作，彼此鼓励。至于未来文学新苗方面，我到新加坡一些中学担任华文创意写作课导师或办讲座时，可以看出一些学生对写作满怀热情，目光炙热，交上来的作品也极具巧思。”
在周昭亮看来，“过去几年，写作有复兴之势，尤其是诗人涌现。”
不能否认的是，新加坡整体华文水平今不如昔，但五位新移民作家说到本地华文写作的环境与条件，却也各有客观看法，并非完全否定或肯定。
他说：“相比于中港台，本地的写作环境并不理想。这种不理想体现在整体的文化与艺术发展上。由于本地人口基数少，格局自然就小，而且工作的语言与媒介又以英文为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近年来经常使用华文阅读与书写的人日渐减少，华文文化市场已不复当年的繁盛，文学书籍、刊物与杂志的水准与影响力也随着下降。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华文写作，如今在本地坚持写作的人多是出于兴趣与爱好，很难想象本地在上个世纪曾出现过靠卖文投稿便能养活自己的写作者。本地文学创作的市场与格局的规模小是事实，可如果能从小的局限中跳出来，用新的目光来看待与思考新加坡这方土地，就会是一个形成新的格局与视野的机遇。”
孙宽将《遇见都是初恋》视为“对自己人生的简述，也是向读者做自我介绍；诗集《双城恋》则写了京城北京和狮城新加坡。
孙宽坦言自己真正重拾华文写作与治疗抑郁症有关。她并于2018年开始投入更多时间、精力，从学习诗歌开始，进入纯文学写作训练。与此同时，她也“开始参与本地文学活动，了解本土文学的一些特点，朝纯文学创作方向努力。”
孙宽也认为，“本地权威媒体对新人的接纳与包容还可以加大力度，对文学作品题材、创作方法、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应该有一定的接纳弹性与包容度。”她也提出，本地华文学作环境“缺少严肃的纯文学的文学批评，写作新人需要鼓励，但更需要建设性的批评。”
她说：“即将出版的《荒月之城》则取材新加坡的疫情生活、本地新闻报道、我的个人阅读等。”
20多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新移民群体的到来，本地新移民华文文学也渐渐形成，为新华文学注入新血。记者访问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五位新移民作家，聆听他们为何在移居地写作，书写了怎么样的文学作品，对新华写作环境又有怎样的看法？
李青松后来辞掉工程师职务，尝试过电话促销员、补习老师、儿童教材促销员、保险员等工作，希望找到一份既能让自己生存，又能有点自由时间进行创作的工作，但都无法如愿。直到2007年，他当起了小学华文老师，才有了时间写作。
移居新加坡之前，蔡欣洵其实已笔耕多年。蔡欣洵说：“我很小就开始写作。那时主要是参加大大小小的作文比赛，也在当时的《南洋商报》副刊投稿。后来18岁离家，之后移居新加坡工作，才开始比较认真的写作。”
周昭亮医生坦言，自己是移居新加坡后才开始写作。他与文学的缘分，来自2015年6月，当他遇上新文潮文学社在面簿上举办的“一首诗的时间”写诗活动。他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跟一班诗人在网上写诗，参考各人的创作，竟然也愈写愈像样。就这样，我跟其他诗人和新文潮出版社的成员，由虚拟世界走到现实世界成为朋友。慢慢地开始了一个写诗的旅程。”
对新华写作环境的看法
孙宽说：“这本诗集也把我的人生联系起来，在几十年的往复中，我与自己、他人、世界万物，甚至宇宙星际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是任何两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说新加坡与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宇宙万物之间的微妙的内在关联，或他们自成体系的某种意义。更确切地说，‘双城恋’是新加坡本土多元文化与任何他者之间的密切关联链，是心连着心，我、故土与本土；多元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现在、过去与未来。”
周昭亮说得谦虚：“过去我是不读现代诗也不知它是什么，更不知道新加坡有这么多优秀的华文作家。但在香港受教育，看华文书是非常自然的事，广东话更是香港人的第一语言，所以当我写诗的时候，心里的声音是广东话，如果读者懂广东话，建议用它来朗读我的作品。”
自1990年代末，一直到踏入新世纪的这20多年来，随着越来越多新移民群体的到来，本地新移民华文文学也在不知不觉间渐渐形成，为新华文学注入新血，并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逐步形成文学新景观。
孙宽提出的其他两点是：本地缺乏纯文学经典作品或高水平的作品赏析研讨活动。另外，她说：“希望看到有更多新作者奖项的比赛，让写作新人有机会参与创作课程或比赛。希望政府、民间、学院、媒体联合起来，加大力度支持新人的文学创作。”
2009年金笔奖短篇小说首奖得主李青松来自中国大陆，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枪手的故事》及短篇小说集《书稿》。李青松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约24万字已完稿，第三部长篇小说第一稿亦已接近尾声。李青松也是移居新加坡后才开始写作，他说：“我1996年获得新加坡教育部奖学金来南洋理工大学读工程系，对文学也不感兴趣。促使我开始写作的原因主要是朋友的影响，另外是自己内心的转变。”
孙宽在中国完成专科及本科教育，她说：“在大学期间有过不少诗歌创作，有一些作品发表。大学毕业后就忙于工作，主要以英文为媒体工作，处于一种疲于奔命的状态。除完成硕士课程的必要阅读外，几乎与华文阅读、写作毫无关联。”
继续多年前的笔耕
她说：“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或者是写作的断层，年轻一代没有时间阅读，学校里接触的文学作品不多等等，而这些恰恰是培养写作的很重要的养分。”
郭诗玲对自己的作品做了如此剖析：“我的作品多是生活随感，与内心的对话；新加坡、马来西亚，或宇宙间其他地方的人事物，上心的都会上心，喷涌不止的就会将之落于纸上。”
周昭亮医生认为自己的作品有几个面向：在城市生活的日常，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病患的经历、感受。他说：“我曾经在新加坡、香港、爱丁堡生活，很自然地我会比较和思考不同城市的特点，也会分析当地人民不同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在医院工作中，我听到很多老人家和他们的家人之间的历史和相处方式，当中的甜酸苦辣确切而动人，而且非常人性化，加上我自己对这些叙述的观察面向，就成为写作的主要素材。”
蔡欣洵坚持写作源自生活。她说：“我觉得，创作，不管是诗、散文、还是小说，必得始于生活。假如一个写作人没有深入认真地用心的生活，那么他的创作是贫瘠的。我的家乡吉打州举目都是稻田。我和我的同学最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中学伫立在稻田之中，每天要经过一条两旁有棕榈树夹道的路才进入校园。翻土的季节，有臭臭的泥土的味道。小地方的人情味浓厚，去拜访人家不必约时间，没有人会怪你打扰。假期都找同学玩，去河边摘蕹菜养家里的乌龟。或者就是这样比较随意的、自然的成长环境，影响了我写作的方向和风格。这些生活片段也成了后来写作的题材。”
李青松说：“我的作品取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经验，即自己的经历，以及身边的人与事；另一个则是间接经验，从不同文本中寻找题材，如新闻、神话、寓言故事、短篇小说等。”
在周昭亮看来，“透过直观平凡与日常，一些实在的事物，去书写思考抽象的观点；诗就成了一个非常适合的文体：利用具体事物作为意象和隐喻，到达一个还不能踏足的境地。”
取材各有所好
来自中国大陆的孙宽今年刚获得方修文学奖散文组特优奖，出版了散文集《遇见都是初恋》、诗集《双城恋》，即将出版日记体随笔集《荒月之城》。孙宽说，她的第二本诗集在筹划中，新诗集更像一本“新加坡志”，创作于疫情肆虐的这两年。
郭诗玲自承在马来西亚18年的成长期，主要是语言文字的学习与积累，为日后写作奠定了基础。她说：“我到了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眼界大开，被来自世界各地、学术背景多元的教授们的博学与洞识感染，从而爱上阅读，汲取各类养分。踏入社会和求学生活截然不同，便萌起以文字记事抒情的念头，开始写些散文，投稿到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后来诗写得多一些，便想结集出版。”
在蔡欣洵看来，在新加坡写作，有许多机会和平台，硬件设施也齐全。“有那么多机会去接触世界殿堂级的艺术文化，如文学方面有余光中、郑愁予等等，我看了马友友、傅聪、郎朗、卡雷拉斯，看了梵高、迪卡斯……对我来说，以前都是遥不可及的。这许多的平台开拓了视野，丰富了生活，自然也成了我书写的养分。在一个高效、东西文化相互接轨，却也相互冲击的地方，要平衡文学与经济，要保持淳朴的书写初心，实在不容易。但假如在这些条件和环境下我们不能培养对文学创作有热诚的新一代，就很可惜。”
在李青松看来，“本地的华文创作环境既有危机，也有机遇，有着很大的潜力可挖。”
周昭亮医生坦言：“15年前，我刚来新加坡时，不太知道本地华文写作的环境，或许大书店很少把本地创作放在当眼处。认识本地华文作家之后，我发觉新加坡现在和从前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不论是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作为一个国际性亚洲国家，这里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华文作家，就像我来自香港，也在这里定居很久了。这种城市、历史、思维和习惯的冲击，实在是孕育文学的好空间。”
在香港长大，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周昭亮医生，在2006年底移居新加坡，目前为樟宜综合医院老人科顾问医生。周昭亮医生今年刚出版第一本诗集《万有医始》。
目前在周星衢基金担任高级编辑的郭诗玲，自新山宽柔中学毕业后就到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就读，毕业后在本地工作。郭诗玲自2014年起在新加坡陆续出版了七部诗集：《我走在我之上》《穿着防弹衣的我们怎么拥抱》《当你灵感塞车》《得不到你时得到你》《肉与肉的相遇》《致美好的灰色》及《说好不搅拌》，编绘一部主题书《写作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