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接触新马早期的华文小说，李选楼发现，“那是了解国家发展，祖先生活的平台”。他说：“这些作品描绘了无数破落的乡镇、村落和渔村，荒凉的胶园、椰林、矿场和沼泽地；乘着‘浮动地狱’南来的祖先，就在这些场所，过着苦难的生活。他们披荆斩棘、开发荒野、建设国家、繁衍后代。我对他们也产生了极大的同情。阅读不断增长我的知识，我更想了解新加坡如何从一个殖民社会，发展成独立的国家，而作品体现出人民的反殖斗争和争取民主的精神，都成为我继续阅读研究的动力，对我而言，它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也是我的人生追求。”
李选楼说：“我从研究的过程解读国家的历史、族群的发展。早期华族移民南来，在陌生的土地上谋生，挥之不去的是思乡情怀，新马最早的小说林独步的《珍哥哥想什么》、李西浪《蛮花惨果》都体现了移民强烈的侨民意识。移民开荒耕植，最常面对殖民地主的压迫，曾华丁《五兄弟墓》里的劳工，便是苦难华工的代表。七七卢沟桥事件后，乳婴《八九百个》、陈南《金叶琼思君》里支持中国抗战的鼎沸呼声，显示了侨民意识达到的高峰。日军侵入新马后，殷枝阳《牺牲者的治疗》、苗秀《火浪》反映了人们在三年八个月里的生活及他们不畏残暴的反抗精神。战后，英殖民地主重回新马，杨朴之的《查米》和《登记》反映了他们行的暴政给民间带来的痛苦。生活穷困，屋荒严重，华教受到歧视，胶工遭受剥削，底层人民为生活挣扎，成了独立前夕的社会特色，李过《新垦地》、史雷《火的道路》、夏彬《火的回忆》里体现的正是当时工潮和学运的汹涌澎湃，青年对理想的追求，展示新马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及社会轮廓。”
伤痕文学与文学的黄金时代
谢征达也认为，本地文学不一定要由本地学者来研究。“新华文学的评论者原本就少，因而更需要以开放态度欢迎其他国家的研究者。我曾看过几篇外国学者的新华文学评论，他们用了不同的视角来分析，颇为新奇。除了提供视野之外，他们也能把新华文学带到自己的国家，增加能见度，对新华文学来说是百利无一害。当然，在地学者也有研究优势，对文化、语言、经历、认同、思想的熟悉，或能迅速掌握作品的精髓。”
张森林说：“本地学者研究本地作家的文学作品，好处是能够近距离了解作家的创作背景与意图，更为了解作品的内涵与语言。例如王润华老师曾为五月诗社诸多社员所出版的诗集写序，比较能够从深层次挖掘作品的内涵。由国外学者或评论家来研究本地作品，虽然在内容与语言的认识上会有一定的隔阂，但由于立场比较客观，更能够从不同角度来研究本地作品，只要他们的论述不流于‘捧杀’或‘棒杀’，对于拓宽本地作品的研究视野与思维，能够起着激励的作用。”
杨松年以亲身经验说：“2001年至2008年，我受邀到台湾佛光大学给文学所研究生讲课。第一年开了个新马华文文学的课，然而看到台下的反应，我知道不对了。同学们对偏远的新马文学太没兴趣，次年我开设世界华文文学的课，把新马文学纳入世界华文文学传播的洪流中讲述，同学们的兴趣大增，不但在后来几年吸引不少同学选课，而且还在所上成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架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网站，出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丛书，举办世界华文文学文化会议。我离开佛光大学已经十多年，当年的博士生简文志已当上文学系主任，那天他还告诉我他跟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和新纪元大学有合作计划，已经和即将展开马华文学的研究工作。我在电话上告诉也应该和新加坡的华文文学组织联络，合作研究工作。他还说前台湾大型出版社文讯总经理杨宗翰，现在在淡江大学任教，也将和他展开世华文学的研究工作。总之，新马华文文学在新马，但是如果把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关闭在新马，锁封在新马，那是不明智的。”
在谢征达看来，1980年代是新华作家与作品的另一黄金年代。“在陈瑞献、英培安等作家推动现代主义之后，一群新的年轻作家崛起，如希尼尔、谢裕民、孙爱玲、张曦娜等，他们都是当时文学奖的常胜军，奠定了另一个书写时代的开始。而1980年代之所以称为‘黄金年代’，可从两个层面来谈：一是女性作家的崛起，让新华文坛在题材与写作视角上更丰富。二是微型小说的发展，周粲、黄孟文、希尼尔等人都在80年代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另外，新文学时期的新思想、新书写都对形塑新华文学有一定重要性。我也密切关注最新出版的新华文学作品，若有好作品，也会纳入评论的版图。”
李选楼说得中肯：“文学研究工作并不能单靠几个人的力量，它是一项长久且艰巨的工作，若能有更多学者参与，这无疑将更快速的丰富新华文学的宝库。网络的发达，为外地学者研究及评论本地文学作品提供方便平台，尤其是对当代作品的评论。中国的许多学者，对本地作品也有研究，例如张淑云《无望的坚守——张曦娜小说中女性的生存境遇》、谢露露《灾难中的反思——评李选楼小说〈救灾前线〉》，占群丽《洞穿虚伪——试评于沫我的讽刺小说艺术》等都是最好的例子。个人认为，对于独立前的作品，由本地作家进行研究更为合适，因为他们了解本地文学史料，对曾经发生在自身国土上的事，情感上会有更多触动。”
新华文学与世华文学研究
所谓文学研究，简单的说，包括了文学史的研究，对不同时代文学现象的分析，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新华文学在文学研究这一方面说不上成果丰硕，但这些年来，所幸仍有老中青三代学者、作家接力，例如杨松年教授、作家李选楼、张森林博士及年轻学者谢征达博士都致力于新华文学研究。
作家李选楼因受其文学导师杨松年影响，对研究新马作家的作品产生兴趣，近10年来，他集中研究从1919年新马文学的发端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的小说创作。李选楼说：“这段文学时期以1942年为分水岭，分战前、战后两个部分，范围跨度大，精彩的作品量多。考虑到个人的时间和能力，只能依据自己的爱好，将小说定为目标，进行系统性研究。”李选楼著有《荒原上的抗争》《书意》《战前南来作家小说评论》《战前新马华文小说的发展与流变》《战后新马华文小说评论集》上下册（1945-1965年）、《战后新马华文小说的发展》。他并编著《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上下册、《新华文学50年论文集》《〈一个日本女间谍〉新马反法西斯小说选集》（抗战时期）等。
从文学研究解读国家历史
1980年代，杨松年应邀主编《新加坡文艺》季刊时，为了使其更具分量，想到了台湾大学外文系出版学界高度评价的《中外文学》。他说：“这份刊物学术著作与文艺创作并重，而强在学术。《新加坡文艺》是否也可以学术与创作并重，而强在创作。这些想法遂让我投入二战以前新马文学的研究工作。”
本地前辈学者杨松年教授研究新马华文文学始于当年在南洋大学中文系开讲新马华文文学的课程，以及编辑新加坡华文文学季刊。
杨松年说：“开讲新马华文文学课程，让我深深地为过去新马文坛编者和作者在无比艰困的环境中付出的努力，以及方修先生收集早期文献的精神所感动。在继续方修努力之余，发觉在资料搜集与论述方法上还有发展空间，同时也可丰富我的新马华文文学的讲课，因此决定展开对新马华文文学的探讨。然而，新马华文文学历时数十年，单是二战以前的报章副刊杂志就有数十份，作者数以百计，作品更多。因此决定集中战前新马华文文学资料的再度搜寻与研究。”
如果说，文学的力量超越国界，那么，文学研究是否也应走向“无国界”？或新华文学更适合在地学者来研究及评论？
2018年8月，张森林参与南洋理工大学主办的“文化遗产与教育体制：东南亚华校国际学术论坛”，在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论新加坡华文教育变革所衍生的新华伤痕文学》，2021年2月，研讨会主办方出版了论文集英译本“The Cultural Legacies of Chinese School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新马华校的文化遗产》），其英译论文“Reviewing the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gapore's Chinese-education reform and its Chinese scar literature”也收录其中。张森林说：“这是新加坡伤痕文学研究中，第一篇以英文面世的论述。能够把新加坡伤痕文学研究通过英文书写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群，我极为欣慰。”
杨松年曾在新加坡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开设新马华文文学课程，培养了一些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他说：“现在，有好几位同学在新加坡主要文学组织活动，挑起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重任。我也曾请在开放大学接我新马华文文学教学棒子的欧清池博士，继续书写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华文文学发展的工作。后来他在新加坡世华文创会编辑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大系，是为撰写后一部分文学发展史作准备，奈何英年早逝，这项工作，就留待更年轻一辈的学者来完成了。”
三代人的研究与接力
谢征达说：“1950年代的新华文学是新加坡独立前的重要时期，也是战后初期。当时新马地区的华文文学一扫战时的低迷，报章、出版、文学创作的影响力极大；然而，因地方发展与国际局势，许多关于此时期的研究皆集中于政治等因素，这也就成为我找寻其他影响元素的动力。这时期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新华作家，他们对文坛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后续需要开展的工作。”
他举例说，1988年，中国湖南诗评家李元洛曾为新加坡诗人蔡欣的诗集《感怀》写下具有深度的长序《挹一掬遥远的清芬》，一时传为佳话。因此，“结合本地学者与国外学者对新华文学的研究，新华文学研究乃至新华文学创作必能迸发出更为灿烂的火花。”
对于谢征达而言，1950及1980年这两个年代的新华文学是他最为关注的。他认为，“这两个时间段的新华文学既复杂多变，也最为活跃蓬勃，若想理解新华文学曾经有过的活跃及其背后原因，这两个年代的探究是不可规避的。”
新华文学在文学研究这方面说不上成果丰硕，但这些年来，所幸仍有老中青三代学者、作家接力。受访的四位新华文学研究有心人，从文学研究解读国家历史，反映大时代，对文学研究是否应走向“无国界”也有自己的见解。
新加坡“伤痕文学”是张森林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他说：“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本身经历了那个时代新加坡语文教育体制的变革，感触最深，二是因为我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比较有开拓性的认识。”
杨松年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其一是文艺副刊的整理与分析工作，除了自己常在图书馆缩微胶卷室翻查及分析资料，还得到周维介和林顺福的协助。因此有多部文学副刊论析的作品出版，如《新加坡早期文艺副刊研究》《新马华文文学副刊论析（甲集）》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槟城新报文艺副刊与早期马华文学》。另一方面也开始重新书写战前新马华文文学史，而有《战前新马华文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的出版。”
杨松年的看法是：“要让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发扬光大，必须具宽大胸怀。新马华文文学在新马，但是如果能让新马华文文学获得世界普遍研究，更能突出新马华文文学的价值与研究意义。朱崇科、郭惠芬从中国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高级学位，都对新马华文文学有浓厚兴趣。回中国后，崇科在中山大学，惠芬在厦门大学教书，两人继续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也都评上教授，惠芬还因她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而得奖。”
谢征达是近年来少数研究新华文学的本地年轻学者，27岁，还在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读硕士课程时，谢征达就以其文学评论《方修的现实主义系谱及其争议研究》获得方修文学奖文学评论组首奖。另外他也出版了《本土的现实主义：诗人吴岸的文学理念》。此外，还有些专论发表在不同期刊，如“诗人柳北岸的行旅诗歌”、“希尼尔的微型小说”、“谢裕民的历史小说”、“孙爱玲小说中的传统”，并有新港两地对读的研究，如“刘以鬯与英培安的在地叙事”、“西西与张曦娜的女性书写”。2018年，他在《联合早报》发表为期一年的专栏“新华文学小辞典”以重新省视新华文学。目前则在李光前研究计划支持下，对新加坡早期报章文艺进行阅读，完成了初步研究工作。
张森林从学士论文到博士论文都以新华文学为主题，包括《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及中国学者的解读（1981-2007）》《新加坡华文诗歌中的国家意识（1945-1970）》及《朝向环境伦理：新马华文诗文中的生态书写（1976-2016）》。笔名伍木的张森林也协助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编选《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和《新华文学大系·诗歌集》，先后撰写《新华短篇小说：传统的继承与建构》和《新华诗歌的本土意识流变》两篇绪论。另外，在诗选《五月诗选三十家》写了万余言导言《五月抒情人文诗学的实践》，又与张松建副教授合编南洋理工大学出版的《新国风：新加坡华文现代诗选》，两人合写了一篇回溯建国50年来新加坡华文现代诗发展的两万言导论《缪斯的踪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