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书展的期许，许友彬说：“我个人对书展的期许是，（马来西亚）本地业者、作家和读者的面对面交流，不一定要规模盛大，更重要的要有温度。欢迎外国名家来分享与交流，但不能太多人，以免排挤效应，也要兼顾本地作家，让他们有足够的好时段和好场地可以发挥。”
虽有畅销书 买气下行
大将出版社社长周若鹏则在脸书撰文比较吉隆坡与台北两个书展，他指出疫情后吉隆坡海外华文书市访客人数明显下降，但仍是书的嘉年华，马来西亚人喜欢热闹的活动，有人潮有买气就能继续办下去。台北国际书展其实没有吉隆坡的“盛况”，却可能是吉隆坡的“未来”。
延伸阅读
新加坡第三届早报文学节暨首届城市阅读节结束当日（6月3日），马来西亚第17届吉隆坡海外华文书市正式启动，至6月11日落幕——新马两个阅读盛事首尾相连，记者赶在6月11日到吉隆坡一游，感受吉隆坡书市的热度——穿过文具、动漫周边产品等展区，抵达华文书的天地，以优惠价格带走我想看的书籍。
虽说吉隆坡海外华文书市以“海外”为号召，龙应台（她在结束新加坡的演讲后马不停蹄前往吉隆坡）与台湾年轻作家黄山料吸引大批读者，但其实马来西亚当地作品与当地作家参展的比重也不小。当地出版品设有专柜，大将出版社也精心打造展摊，每日不同时段邀请作家充当店长。
从台北国际书展到本地的书展@百胜楼，与最近的吉隆坡海外华文书市，阅读盛事连连。书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但推广阅读还没与书脱钩，文化事业的各个持份者须集合力量重新思考和规划。
重新和读者建立联系
至于已经转型为城市阅读节的新加坡书展，林韦地认为，放弃经营37年的品牌，着实可惜。他希望文化事业的各个持份者可以集合力量去重新思考和规划，延续这个老字号品牌。
对大将出版社而言，这次书展的销售业绩与疫情前相近。
他认为当前各地文化事业面对的窘境来看，单打独斗绝非明智之举。
他说，尽管书展属于商业活动，但商业利益并不高。书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但要推广阅读不能与书脱钩。尤其书展对一个地方的出版业举足轻重，一个地方的出版业又与一个地方的文化实力息息相关。要如何维持这个文化生态，亟须各个持份者加入，并且投入更多资源。
马保靖则说：“推广（马来西亚）本地作家方面，主要还是靠主要媒体《星洲日报》和电台988，但报章上（广告）把没出书的网红卢卡斯肖像刊得那么大，而且在‘C位’，我们就不大理解这操作。”
维持文化生态须投入更多资源
林韦地则说：“没有完美的书展模式，只有去认定它为社会中重要的事情，努力把它做起来而已。”
红蜻蜓“小说房”系列新书《仇丝》之前因为内容成人化、语文不规范、本土化而引起话题。许友彬透露，《仇丝》在书展卖出300多册，成为红蜻蜓销售冠军。
季风带文化在2023年一共参加了台北国际书展、书展@百胜楼与吉隆坡海外华文书市。创办人林韦地指出，各地书展定位不同，台北国际书展倾向于做品牌，同时把出版同业聚到一起，促进交流；吉隆坡海外华文书市则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购书盛会，有些人甚至会一次过购买一年内要看的书。
吉隆坡海外华文书市目前是由大众书局主办，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联办。书市创立于2006年，是马来西亚爱书人一年一度集中购书的场合，当地出版社每年也都配合书市出版新书。这次大将出版社配合书展推出法医陈然致《逝者的证词》、陈奕进诗集《在卡美洛当左派》、珍妮·库西尼尔《我眼中的马来亚》等书；有人出版社交出海凡小说《雨林的背影》、吕育陶诗集《一个人的都市》、周若涛科幻小说集《蒙面战纪》等；红蜻蜓出版社也主打新书马土土小说《仇丝》，一时热闹非常。
红蜻蜓主要经营青少年与儿童读物，在新加坡也有许多年轻读者。这次书展许友彬发现，以前书展期间光顾红蜻蜓展摊的大多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前来，或是少男少女。但这次来红蜻蜓买书的，有青年和中年人，其中大部分是为了购买新书《仇丝》。
周若鹏强调，办展不能以人潮来判断优劣，他指出台北国际书展“的盛况，是内容的丰盛，台湾书商很早已经意识到读者市场分众化，书展的形式也照顾这样的需求。在各小众活动中，出版社更能贴近读者，倾听读者的声音，读者也更近距离地了解出版社和作者。此外，书展中展商之间相互交流，作版权交易，寻找合作机会的平台。马来西亚书展迟早也得往这样的模式发展。”
吉隆坡海外华文书市因为疫情停办三年，这次回归，规模较疫情前小，举办的时间点也不在学校假期。马来西亚红蜻蜓出版社创办人、作家许友彬受访时说，九天书展有四天不是学校假期，那四天“门可罗雀”，影响了出版社整体的销售。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受询时也表示，以整体书展的人流来看，书展的销售是下降的。
林韦地解释，台北与吉隆坡的定位差异在于平日的售书通路和平台。台湾平日购书非常方便，马来西亚则相对麻烦，因此书展是集中购书的好时机。
台北国际书展由台湾文化部主办，目前由台北国际书展基金会承办，1987年首办至今。
尽管出现畅销书，但许友彬以出版社的总体销量来评估，指出其实马来西亚图书的买气下行。
马保靖总结社员意见说：“至于本地出版社，我们觉得（书展）主要的意义应是和老朋友、老读者见面，重新和读者建立联系。展卖书籍肯定是最大的目的，但若在平日人潮较少的情况下，作家、出版商和读者的交流便显得重要且有意义。大家可以透过这书展了解彼此，也会让更多读者有意寻找本地出版品，更关注本地出版社。”
林韦地以台北国际书展为例，它是由各持份者成立基金会管理与执行，背后也有政府的支持，或许可以作为参考。
不过，大将出版社总编辑马保靖综合该社六名成员的观察与反思回复《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一般读者其实不熟悉当地作家。林韦地也认为马来西亚本土作家与作品要得到当地人更广泛的认识，其实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