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妈妈的坚持和志伟哥不按牌理的面试问题下，我加入了联合学生通讯员俱乐部。那时当通讯员很幸福，采访、写稿、编辑排版和办活动都能接触一点点。歌手明星来新宣传，偶尔还会派我们采访甚至玩游戏。有一回和乐团F.I.R的阿沁玩画图猜物，十多年后又在电台访问他，拿出当时的合照还吓了他一跳。
2005年中学毕业，原本计划回台湾。拿了O水准成绩后，我和通讯员好友一起填了想就读的学校。我想，就是那一刻开始，在新加坡扎了根。
某个星期六下午，妈妈拿着《联合早报》走向我，上面是通讯员招募通知。那时我刚来新加坡两年多，在本地中学求学，但由于语言和年龄隔阂，过着打卡上下课，往返家、学校和图书馆（读华文小说打发时间），期待毕业回台湾的日子。因此我对这个俱乐部兴致缺缺，嘴上答应妈妈会备稿，直到截稿日，在她紧迫盯人下才打了篇作文塞进信封邮寄至报馆。
联合学生通讯员俱乐部40周年。我加入那年是第19届，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
那些年我们偷偷在报馆熬夜做刊物，一起办露营活动筹备游戏，一起读书备考。为完成活动开心，为人际纠纷烦恼，也为付出后不被肯定的气馁流泪。如今回首，才恍然明白其实十多岁是个既敏感多愁又容易受伤的年纪，若遇到不好的影响，人生路很有可能就此走偏。庆幸那段人生有通讯员好友，他们用时间和义气陪我护送一个名叫青春的宝藏给如今已是成人的自己。
加入通讯员俱乐部后认识了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同龄朋友，我的生活从家、学校和图书馆，开始扩大到报馆。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和通讯员朋友约去唱KTV是在国泰乌节影城（Cineleisure Orchard），在那之前我没有任何一起约出门玩的新加坡朋友，那是我在离开台湾后，再次体会到有玩伴的归属感。
毕业后选择从事媒体，绝对和通讯员脱不了干系，但通讯员带给我的不止如此。
每当我翻阅青春，便听见他们的笑声，看见那个什么都愿意尝试的自己。谢谢通讯员，谢谢那些儿时玩伴和当时放手让我们玩的顾问们：春兰姐、志伟哥、冠芳姐、妙音姐、佩卿姐、亿敏姐。还有坚持要我报名的妈妈，和最后没有因为太懒而不愿写稿的自己。
与同频孩子 用时间和义气护送青春
这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多么重要。在那个不想被大人理解的年纪，最需要有同频的孩子陪着一起探索世界。
延伸阅读
面试我的是当时还在学生报的现任《新明日报》总编辑志伟哥，他看了看我的文章，说我写得根本不像招募所要求的校园报道，更像是抒情文。接着他开始问我一堆台湾总统大选的问题（那年是2004年），我满脸问号地硬着头皮分享了我的看法。
面试是我第一次到报馆，走进堂皇冰冷的大厅，内心忐忑地跟着通讯员学长学姐走到会议室等待面试。身旁放眼望去几乎都是身着名校制服的学生，让我显得局促不安的不只是身上的便衣，还有写着来自邻里中学的履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