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说：“所有的水都有完美的记忆，都想要回到它的来处。”诗人寻找自己“最初来处”的《120号》，才重读开头两段，心里已经一惊：“‘诗是在翻译里失去的东西。’美国诗人弗洛斯特如是说。罗马尼亚诗人索列斯库则有言：‘诗歌经过层层翻译的过滤，本质尚存。’……炎炎午后，我坐在巴西班让路一家咖啡店里呆想‘失去’和‘本质’的关系……”
经营意象和隐喻是诗人的本事。
《站在桃花边疆》，潘正镭的1979纪事。末代南大生在有心无心温书间以杂书松懈精神时，读到一本奇人奇著《行向伊思达兰》，美国人类学家卡斯旦尼达向一名墨西哥印第安导师唐庄学道的记录，由此记住了两个关于死亡的情节，其一是“他”和一头掠走家中无数小鸡的白鹰，林中斗法多次，某日白鹰栖息树梢被他举枪瞄准，人鹰久久对峙，“那种天地间唯鸟和我的孤独感”，让人背脊发凉，“最后，鹰到底几时飞走了？他茫然无所知。”
马来西亚旅台学者／作家钟怡雯在论述马华文学的地志书写时曾引用地理学家Mike Crang的见解：“文学显然不能解读为只是描绘这些区域和地方，很多时候，文学协助创造了这些地方。”一趟早已预知结果的扑空之旅，因拼贴了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对诗歌翻译的思考，“转喻”效果醒豁。巧妙的文学叙述中，“巴西班让120号”有了抽象意义，变成叫人“呆想”何为“失去与本质”的诗意符号。
巧妙的文学叙述中，“巴西班让120号”有了抽象意义，变成叫人“呆想”何为“失去与本质”的诗意符号。
李有成的导读提到潘正镭在《南大牌坊》里用一句话总结自己的南大岁月：“风雨来去，我的云南园生活早已化成一声飞逸远去的鸟啼”，认为这个隐喻，意象鲜活，深有寓意。
好的地志书写不能只是乡土纪事，“乡愁”替代品。钟怡雯说：“生命经验的厚度和思考的深度是构成好散文的重要因素，但是很少人关心情感的深度。情感可以一层层地架设、埋线，充满隐喻而仍然行云流水。”而对一篇好散文的要求，仍然适用于地志书写。这些话，仿佛正是对《站在桃花边疆》《120号》等等的评论。
更有意思的是，《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并非一部“散文集”，而是精心构建的一种新“文本”，无意于“地志书写”的作者最终展示了创意满满的示范。这个题目容后再叙。
近日有友人聊起港台和新马的“地志书写”，手边正有这本书，灵光闪过，一些模糊印象忽然清晰，新的观察角度出现：作为一个系统的计划写作，《太阳》虽非有意识的“地志书写”，其中某些篇章，更精确地说是某些“单元”，却可视为“地志书写”大树上结的硕果。
“咖啡店处在一排两层楼建筑物的角头，而毗连八间店屋居中的120号，乃我报生纸上写明之地址。当然，此120早已非彼120……”
这衔接出人意外，和《站在桃花边疆》相反，开宗明义。接着作者写自己循报生纸的指示“寻根”，明知“原址移位变异几番了吧”，仍探头望进一家行将歇业的咖啡酒吧黑洞洞的内里。他回忆自己初为人父的情怀，“感受年轻时的爸妈抱我在怀中的欢愉”，想象“120号的前方曾经是海，荡漾着父母飘洋过海来谋生的红豆”……
南洋大学的兴亡，这新加坡历史中重要一章已成新华文学常见题材，《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里，记述1970年代后期的好几个单元与之有关，如《南大牌坊》《站在桃花边疆》《眼角孤泪》《只有森林知晓》《昨天一样的雨》等。
后面这段非常精彩：“印第安导师说，死亡来的时候，永远在你左边，在一臂之遥。你守着白鹰，死神就在那儿守着你，它在你耳边低语，于是你感到它的寒意。只要‘觉到’它在那儿看望你，你就自然一件一件地脱下锁住你的外套。”写南大生最后的校园生活，为何花费篇幅叙述这些？再读下去，潘正镭描述在“联合校园”期间感到的异样气氛后，发出大哉问：“怎任凭一人之偏执陷众志成城之 城于狂澜既倒？”至此，我们同样“一股寒意刺骨，似乎明白了些许印第安导师的话。 ”
有些书是等待你去重读的，比如新加坡诗人／作家潘正镭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此书2020年8月出版时，李有成教授洋洋两万字的“导读”率先登在报章，引经据典，宏观又微观的分析阐释，因此引领——也完全笼罩了我那一次的阅读。就像印在封底的“总结”所说：“《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是一部记忆的书，它不仅是潘正镭个人的自叙传，这个自叙传既有离散华人的故事，更多恐怕是新加坡的故事。潘正镭以独特的方式，选择他生命中的某些记忆，并且透过这些记忆叙写他的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