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羽说，方言不是洪水猛兽。 他跟华文之间不是“零和”关系。我在今年5月4日的《四面墙外》专栏文章《两次泪光，一次近距离》里头写道：2011年与国际学者一起同李光耀先生讨论语言课题，包括孩子学习语言如海绵之吸收能力，且能够自动辨别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学者坦诚地分享香港、比利时和加拿大的研究结果，提及方言与文化有关，并不会削弱学生的阅读能力。若属于相同或相近的语种，语言之间得以互补，并产生正迁移的正面效果。所以华语和方言或许不仅不是零和关系，更有互补的相加或相乘的密切关联。
当我们国家快速前进、高速发展的时候，当我们还有一些方言文化的资源还没有完全丢失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还来得及负责任地做一些尝试和探讨，至少让下一代有权利决定，是否在前路上，看到我们曾经目睹的语言风景。
他们还说，过去以为方言就只是口语甚至比较粗俗的口语，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当地创意使用方言的海报、电视广告一再颠覆他们的感官。身为中文系的学生，我当然趁机提到学作诗的平仄押韵、学声韵训诂的时候，方言的帮助太大了，甚至可以用接近古人的古音，念出流传千年的古诗，体会到诗词里声律的感染力。 当然，我们不期待孩子学习方言是为了读古诗或古文，却希望他们不要失去沟通古今中外的多元视角。
过去，让我们津津乐道，甚至引以为傲的是许多新加坡人在国外给人的印象，是我们怎么有这么高的语言天赋：在北京讲普通话、在香港讲粤语、在福建或台湾讲闽南话、在西方用英语，甚至在西方国家的唐人街可以用方言融入得比当地人更好。我们使用中英语和方言自在地与各地人士交流，甚至较容易取得情感的连结。我们自己知道即便不一定深谙各种方言， 但大部分听得懂，也可以做日常对话。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人口普查已经用数据告诉我们，当年禁止方言的社会语言环境，已经跟当下以英文为主的大环境大相径庭。目前，我们是希望让下一代接触更多母语以及母语文化，我们喜见黄循财总理在第一次的国庆群众大会上的华语演说中，重申并强调政府对双语的重视与决心。我们知道，语言的灵魂是文化，所以我们推行的不仅是双语，还包括不可或缺的双文化。
我们可以进一步问的是：一、在语言学习上，语音上的调整比词汇及语法上的重新学习，是否更为快速和简易？二、在文化传承上，方言作为一种载体，对文化和习俗的传播和吸收是加分还是减分？三、在人际交流方面，方言是否让我们下一代年轻人与长辈更容易沟通，甚至与其他方言使用地区更容易交流？最后再客观且科学地回答：方言对华语文的学习，甚至双语双文化环境的塑造，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郭振羽从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开始谈起，早年自然是以方言族群与方言认同为基石，带出六大方言帮群在新加坡社会里头的重要性，以及当时帮群之间难以避免的摩擦，及方言驳杂所带来的交流障碍。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理解在那么复杂的语言背景底下，提出“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这么重要的融合目的与沟通成效。确实，这项语言政策获得极大的成功，从社会语言普查中我们看到，在家最常使用方言的华族居民，由1980年的81.4%，降低到2020年的11.8%，华语已经完全取代方言。我们的社会语言面貌、家庭语言结构已经完全不同，如今的方言不仅完全无法干扰到华语文的使用，也不会对社会语言的大气候产生反效果及负面影响，甚至连自身的生命力都无法自保。
拜读了郭振羽教授8月15及16日于《联合早报》连载的宏文《新加坡华族方言：路在何方？》，洋洋洒洒上下两篇，读后内心是澎湃的，读后舌尖是五味杂陈的，读后像是被考委质问了：方言的前路在何方？甚至——方言有过来路，还有前路吗？
其实，我对最后可能收集到的民意也没有完全的把握，甚至怀疑若真开放，也不会有太多热衷的反应，但是倒愿意尝试从一个理想的角度，来商榷方言解绑的可能利弊。
“你们为什么没有教我方言？”
在这样的大背景底下，郭振羽明确提出：随着时代推移，语言政策也须要重新审视和检讨，针对方言禁令，是否可以考虑开放，由民间自主自导，且成效自负。我倒是认为在全面开放以前，是否有可能理性地、科学地进行先导性的研究与探讨。就如我们在“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展开的时候广纳民意，方言的开放进程、速度、程度与方式，也可以先听取民意，若有需要或也可以展开一个针对性的调查，让不同年龄层的受访者从个人经验的角度、从家族几代人的语言使用角度，来了解人民的想法。若是真有如此诉求，再小范围或部分时段地进行试点或探讨，看是否有任何负面效应以后，再考虑逐渐放宽或收紧。如此一来，或许民心和民声都会得到回应。
如今，我们下一代人在国外给人的印象大概是英文很溜，华文还可以。前些时候带孩子去香港和福建。白天我因为开会，让他们在酒店附近自由活动。晚上我们会合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我不会广东话／福建话？你们为什么没有教我方言？”他们看着我们大人可以用方言自在地与当地人交流，过去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如今开始意识到失去的沟通能力，以及观照世界的两种视角。
随着时代变迁，我们必须肯定政府已经在语言政策上有了一些松动，譬如郭振羽提到的梁文福《麻雀衔竹枝》这首新谣，曾经因为有方言歌词被禁了23年，终于在2013年解禁并允许在空中播出。2016年新传媒播出方言电视剧《吃饱没？》；2021年又推出方言杂志节目《欢喜一家亲》，鼓励乐龄人士健康生活。至于广播电台，虽然时段不长，但也一直有方言新闻和资讯。因为科技和媒体的发达，我们如今可以在新加坡轻易接触到外文节目，例如日文、韩文等连续剧和电影，甚至还有双声道让我们选择，却仍然较难听到方言歌曲或看到方言节目在广播或电视上出现。既然已经有双声道的技术，我们是否可能制作或引进一些方言节目，并提供语言的选项？我们有能力和资源更大度，甚至站在更高、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对待大众传媒的语言吗？
双文化不仅是一个只有特别优秀的学生才可以选修的高阶课程，而是就熔铸在语言里头的内涵与灵魂。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在先导性研究中提问：方言可不可以帮助学生更亲近华族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或许我们也可以通过语言学的设计，来测试方言的学习与运用对华语文的学习与习得，是正迁移大于负迁移，还是相反。一般来说，可以预见的负迁移较多的或是对语音以及少部分词汇和语法的影响；而正迁移则是在大部分词汇、语法、语感，甚至是内容与文化内涵的层面。因为方言的词汇与华语文有对应甚至相同的字词，语用也接近。
当我们有一些方言文化的资源还没有完全丢失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还来得及负责任地做一些尝试和探讨，至少让下一代有权利决定，是否在前路上，看到我们曾经目睹的语言风景。
理性的先导性探讨
肯定政府的政策调整
（作者从事语文教学与本地文化研究）
当我们大力提倡一个多元文化、多元语言、包容与融合、求同存异的开放型、广为接纳型的小红点新加坡的时候，方言是不是有可以作为传统和习俗的语言，成为我们更多元的文化载体，一种促进丰富交流的润滑剂？对于务实的新加坡来说，我们大概须要先摒除所有对方言和古早情怀的过度浪漫想象，在先导性的研究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方言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在疫情后逆全球化的世界局势中，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更丰富多元，更人性化，更有独特文化特色的国家？在过程中， 方言——无论是语言或文化——对讲好新加坡故事是一种助力还是阻力，是资源还是累赘？讲好新加坡故事是否只能够使用一种表现团结的声音，还是多声道可以帮助我们让更多不同受众聆听得到？它是助我们前进的一臂之力，还是扯我们发展的后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