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本地美术奠基人林学大在创办南洋美专时，表明办学是 “为沟通东西艺术与建立马来亚新艺术” 。他倡导作品应“反映在地现实”和表现“当地热带情调”。为此，他鼓励师生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各地游览探索。
（作者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研究主任）
当时在商界，落地生根的想法也开始萌芽。譬如，1933年，中华总商会董事会议记录了章程修改的文字，将“吾侨”改为“华人”，“中华侨商”改为“本坡华商”，说明本地华商已逐渐落实在地认同。
新加坡华族文化有独特之处，但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全球华语世界中一块多元而精彩的拼图。
自中国南来新加坡的早期移民，以从事苦活的华工为主体。他们横海远渡、胼手胝足的开荒历程，已载史册，也入诗入画；既可见于官方和民间文史档案，也是众多画家、作家、诗人、剧作者创作的题材，成了我们熟悉的、牵动人心的“过番客”“苦力”“红头巾”事迹。
除了传统华工，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下南洋的几波移民潮，还带来不少读书人，他们当中有文人、教育工作者、报人、艺术家、传教士等。不少还兼具几种文化身份于一身。较之过番苦力，他们的事迹或许不那么可歌可泣，但他们无疑是文化拓荒人，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既深且远。劳力者与工商阶层在矿山、胶园、农地、店铺打拼；劳心者则多在学校、社团、报社、文化机构、大小商行里谋生。
记录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有机生态
一两百年来，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不同文化共生并存；不论是有识之士，还是普罗大众，都认可“各美其美”，也推崇多元共融；于是，我们的文化艺术、语言文字、衣食住行和节庆习俗，都有说得出的“新加坡特色”。文化是细水长流的事，文化特质是漫长岁月沉淀的有机过程。
文化必须不断兼容并蓄，才有生命力。可以期待的是，深耕文化的人继续立足本土的同时，也将放眼世界，从多个方面、不同文化生态中，汲取养分，滋养“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沃土，塑造属于新加坡人的独特文化自觉。
新加坡华族文化有独特之处，但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全球华语世界中一块多元而精彩的拼图。近日开通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以双语为特点，文化现象与发展脉络为主轴，以不同主题，探索不断在演变中的、独到的本土文化。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也将持续与本地华人社团、学府、媒体机构、民间文史组织合作，丰富网站内容，并持续开拓更多题材。在构思和整理的课题包括华校奠基人、南洋大学、华人传统行业、本地饮食文化等。
在那个殖民地时代，文化人下南洋的初衷多为“教化侨民“，借以增强侨民与祖国的联系，但他们也因此提升了本地社会的文化层次。他们之中，有些是匆匆的过客，短暂寄寓星洲，有些则长留于此，杏坛、书画界、宗乡组织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数十年间，这批“文化播种者”所播下的一颗颗文化种子，逐渐长成幼苗、再长出茂密枝叶，如今已硕果累累。
上述种种说明，在新加坡建国之前，在领导人极力激发爱国意识、塑造国民身份认同之前，数十年间，民间一直有一股由下而上的力量，自动自发推动本土文化的认同。
这是超过一个世纪的历程，新加坡建国也已近60年。近年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以及许多华人社团和文教组织，已经开展对本土华族文化演变的梳理和记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约在一个世纪前，即中国的民国时代，新加坡的英属殖民地时期，“在地”观念便开始在华人社群浮现。文化人开始思考所谓的“南洋”，意味着什么？在南洋的土地上创作，又会抵达什么样的意义世界？这或许是本土华族文化脉络初展的契机。
“其次是 ‘本土意识’的提出：1934年作家废名（丘士珍）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城》，提出马来亚‘地方作家’的问题，并直接提出‘马来亚地方文艺’的名词，第一次以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作为号召。”
这个现象有其客观规律和必然性。文化人和艺术家自有独树一帜的内在创造动力，必会想要开辟有别于中原腹地的艺术风格；他们自然会就地取材，反映所在地的现实生活，抒发对所在社会和土地的情感。
到了1950年代，本地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也开始呈现“马来亚化”的现象。学者李金生在“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一文中指出，当时由新加坡五大书局组成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聘请定居马来西亚的知名文教工作者撰写教科书，实现内容马来亚化，强调在保留华族文化背景的同时，将焦点集中在马来亚，藉以培养学童热爱马来亚的情操。
“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中陈志锐的文章，说明1920年代末，本地文学在题材上开始有侨民文学向本土文学转变的端倪；张松建的文章，也强调“新华文化的本土化”，有一连绵不断的发展线索。艺评人张夏帏的文章则追溯本土意识在艺文世界的萌芽。文中的一个例证是：1928年，一位编者许杰在《益群日报》说，“南洋有南洋的历史、风俗、人情、风景，作者不要何如穷搜远处，是俯拾即是的东西，都是绝好的文学题材”。姚梦桐的《张汝器》一文，显示这位先驱画家积极以南洋景物作画，响应“绘画应有地方性”的呼声。
报人兼学者杜南发曾在报章撰文，提及本土意识在新马华文学出现的由来。他说，这可分成两个阶段。“首先是南洋色彩的提出，1927年《新国民日报》文艺副刊《荒岛》编者张金燕首先提出，应在南洋作品中树立南洋的色彩。”
颇多文史工作者深入研究了本土意识的起源。他们的论述见于书报文章、历史文献和刚启动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知识网。
也是在50年代，本地华语歌曲之本土风貌日趋显见，创作技巧也渐趋成熟。本地作曲家潘耀田提到，这时期的本土创作歌曲，如莫泽熙《胶林，我的母亲》，描绘割胶工人的艰苦生活及乡土之情，是那个时代广为传唱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