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社会也许不会允许类似事件明目张胆地发生。不过，新加坡家长对孩子的学校教育热切关注，众所周知。即便孩子已经升上高等院校，不少家长还是乐此不疲，施展形形色色的关怀方式，如：叫孩子不断纠缠讲师的、帮孩子填写奖助学金申请表格的、代孩子向实习机构理论的、发电邮给总理和副总理表达对校方不满的……令人眼花缭乱。
国家前景是否堪忧？依我浅见，最大的决定因素不在新加坡政府手里，而是在一众父母的手中。
书中提到最极端的例子，是一名常春藤大学毕业、在著名投资公司任职的年轻人，因为工作太辛苦，心疼的母亲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儿子上司投诉。结果，年轻人次日上班时，在公司门口被保安拦住，并收到一箱他的个人物件及上司的字条：去问你母亲。
对教育理论感兴趣者，应该不会对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麦可比（Eleanor Maccoby）和马丁（John Martin）所提出的四种主要教养方式感到陌生——专制型、溺爱型、忽视型和权威型。
有学生对我坦言，他最近违反校规被逮到时，有所隐瞒不肯认错，这过程中父母教他如何回避责任，编造谎言，以免罚得更重。在“传道、授业、解惑”这件事上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的我，听了这番告白，忧心忡忡。
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少子化的亚洲社会。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海姆斯在《如何养育成人：打破过度养育陷阱，成功养大孩子》一书中，力陈“过度教养”（overparenting）的弊病，并列举许多例子，说明美国大学生甚至已踏入社会工作的年轻人，如何因为在家、出外都过度依赖父母，以致失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理论，指出不同的人对自己完成任务的能力，会做出不同的自我评估，从而产生不同强度的信念。一番好意的父母也许不知道，孩子如果从小到大都不必解决任何问题，遇到挑战总有父母当挡箭牌，父母其实在向孩子释放这样的信息：“孩子，没有我，你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发展出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所谓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感觉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自我效能也会低下。
诗人歌德说过：孩子应该从父母那里得到两样东西——根与翅膀。看看我们未来的国家栋梁，在“割草机父母”的重重监控之下，不但羽翼未丰就早早折翼，连根也不知道扎在哪堆土壤里。
在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个人主义逐渐流行的现代社会里，“直升机”和“割草机”教养方式已越来越普及，既有溺爱的样貌，也有专制的内涵。“直升机家长”经常盘旋在孩子左右，介入孩子的生活，干预他们的决定。“割草机家长”更是直接从天空降落到孩子前方，为孩子扫除人生中一切障碍，在困难发生前就已经替孩子处理掉了，包括把会责备孩子的教师“修理”一番。
因为缺少失败经验，以及屡败屡战而建立起来的韧性和自信心，越来越多年轻人惧怕失败，并产生抑郁症或焦虑等心理问题，自残和自杀的警钟也不断敲响。田纳西大学201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有“直升机家长”的学生，比较倾向于服用对抗焦虑或抑郁症的药物。
2023年底，韩国教育界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好几名教师接二连三地轻生，原因是他们承受不了“割草机家长”疲劳轰炸式的投诉和骚扰所带来的压力。这些家长的过激行为，也许出于对孩子的过度爱护。但是，这种霸凌式的关怀方式，居然被韩国教育部和执法单位默许和纵容，可谓国耻。
（作者是本地教育工作者）
于是，越来越多孩子很顺遂地在康庄大道上畅行无阻。也于是，越来越多年轻学子没有办法面对挫败或承担责任，抗压能力下降，赶不及完成作业就通过远程医疗申请病假；犯了校规要面对处分时，就请家长和律师到学校当发言人；工作实习时给督导批评两句，就当场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