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改变70几年的现代史，可以想象，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当代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讲出类似和平主义（Pasifism）的话语，未必是心存对乌克兰的恶意。只不过，在战争画面太残酷的情况下，要求停火是人的本能；而特别要求弱小者停火，却不敢大声喝阻最先动手的大个子，却也是人性丑陋的阴暗面。不幸的是，这一阴暗面连宗教领袖也遮掩不住。
罗素的和平主义是发自内心的，他从一战的残酷中深切感受战争的可怕，还因为反战言论被英国政府投入牢中。在二战全面开打前，他一度支持英国政府的绥靖主义。然而罗素不愧是大思想家，在希特勒发起大战后，他勇敢地改变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为了维护民主，必须打败希特勒。抵抗战争虽然会比投降带来更大的伤亡，但在法西斯这类极权毁灭民主制度的不义之战面前，拿起武器就是必要之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不得已之举。
100年前，从长期混战到一战结束走过来的欧洲知识分子，无不对战争深恶痛绝，随着思想和教育日益提高，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真心支持反战，但希特勒的崛起也让知识界终于面对以暴制暴才能真正结束战争的现实。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今日要求乌克兰投降者的理由很多，但越来越多欧洲领袖也指出，普京若就此胜利意味着什么。而普京能坚持到今天，关键就是俄国人和莫斯科没有受到同等规模的轰炸，俄国人继续支持一名摧毁人类70年和平的战争发动者当总统，正因为他们还在过着太平安逸的小日子。
相对于一大堆国际问题专家，教宗最诚恳之处是把“举白旗”的字眼明白讲出口，其他人怎么绕着讲都很聪明地避开投降的意思，摆出一副悲天悯人为乌克兰人民着想的眼神和词汇。
近代史上最鼎鼎有名的和平主义者当属英国大哲学家罗素。10年前这时候，以纳粹屠犹为主题的美国洛杉矶宽容博物馆（The Museum of Tolerance）买入罗素在1937年写给一名评论家卡特（Godfrey Carter）的信。信上表达罗素对当时开始强大起来并在欧陆表现出领土野心的纳粹政权的想法。罗素说：“如果德国人成功把侵略军送到英国来，我们应该对他们待若上宾，以雅房招待，并邀请他们的统帅与长官和我们的首相一起晚宴。”罗素想的是经由同理心的对待可以让希特勒改变想法。
教宗方济各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乌克兰“表现出举白旗的勇气”，更积极与俄罗斯谈判结束战争的说法，引发乌克兰的愤怒以及整个欧洲和美国舆论的震动，几天后教廷被迫改口，只呼吁和平，不谈投降。87岁的教宗固然老迈，但他其实代表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群当代绥靖主义者的思维，包括熟悉国际关系的资深政治家和学者。他们认为乌克兰靠着西方国家的支持抵抗俄罗斯入侵，虽然顶住了两年，但俄罗斯可以动用的资源源源不绝，现在又有中国和朝鲜的人力物力供应，相比于协助乌军抗战却意志不坚定的北约国家，乌克兰更该早日坐上谈判桌，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避免人民和国家继续付出惨痛代价。
近期以来，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开始展开支援乌克兰的大动作，原因是深怕特朗普选上美国总统后带来的大变数，尤其特朗普明白说出为了财务分担问题，宁愿不管俄罗斯入侵欧洲国家这种话。
纳粹的投降是在德国众多大城市被夷平之后，日本若不遭受盟军狂轰滥炸和吞下两颗原子弹，中国与东南亚战场烽烟会拖得更久。
礼尚往来是岁月静好的人际道德，以牙还牙是对好战者的公平待遇。这是小国弱国都应该谨记的现实版伦理学，在丛林法则完全恢复之前。
所有的抵抗战争都必须打进战争发起者的本土核心，只有让敌人付出同样或更大更惨痛的代价，战争才有可能相对公平地结束。只有“侵略者必败”成为定律，战争才可能永远消失。
稍微清醒的欧洲政治家，没有不忌惮俄罗斯的，特别是俄国近邻。他们有些曾被共产苏联兼并奴役，更多的是因为了解共产主义发展历史与本质，以及越来越清楚俄国总统普京的底层思维。换言之，他们越来越看懂乌克兰其实就是整个欧洲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乌克兰的妥协不可能换来开战前那种长期和平，反而会是梦魇的开端。北约固然有联防协议，但老大哥美国的国内政治可能导致欧洲国家必须自救，却已是摊在阳光下的现实。
今日乌克兰的真实困境，北约国家意志摇摆是一点。更重要的是，乌克兰人被美欧国家局限了反攻的烈度。军事有云：攻击是最好的防卫。乌克兰只能在自家领土上抵抗，不能打进俄罗斯，这是普京可以免除压力的重要原因。吾人必须明白，所有的抵抗战争都必须打进战争发起者的本土核心，只有让敌人付出同样或更大更惨痛的代价，战争才有可能相对公平地结束。只有“侵略者必败”成为定律，战争才可能永远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