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退权力首先要减少公共叙事。人是群体动物，以社会性为本质，公共体系的建构十分重要，甚至决定着族群的兴衰存亡。但公共叙事的基本逻辑不可过于庞杂，应以国家体系为本，不应叠床架屋，更不能动辄将集团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否则只能招致无限的权力和无尽的腐败。
实际上，贯通各种体制、具有普世性的“治权”机制也比比皆是，如削权减政、官员财产公示、媒体监督等，又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就是一套不错的“治权”机制。
再次是要提升风险容忍度。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的确前所未有，人类借助科技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创造了很多像核弹之类足以自毁的危险。但自然之谜永无解日，人性之恶亦不可量。所以，无论何时，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呈现形态不同而已，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努力管控，再加上合理容忍。如果试图将一切风险清零，渴求最彻底的安全感，那只能夸父逐日般地想要管住一切。如此则再多权力也不够用，结果只会增加管理成本，而那些徒劳无益的权力除了压榨民众和腐败变质，终将别无他用。
其二是以中国、越南等地纪检监察体制为代表的执政党自我监督机制，将政党内部反腐上升到“自我革命”的高度，以强化效果。
综观历史，“治权”之方无非有二：一为削减权力，无权可用自然也就无从腐败。小政府、大社会不只是释放活力的手段，还是一种尽量减少权力数量的体制；“还权于民”实质上也是一种削减权力的机制，当权力回归到人人共享的状态时，就无法用来腐败了。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管制事项过多，权力无处不在，不仅窒息社会活力，更会增加权力寻租的机会；超出实际管理需求的权力，必会异化为贪腐谋利的工具，于社会治理有百害而无一利。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诸如此类的箴言几乎无人不知，早已成为普世公理。既然如此，我们就很难奢望那些手中握有各种权力的官员幡然醒悟，自觉抵制诱惑，不去滥权腐败；更不应该将反腐败的成效，寄托于道德塑造和榜样示范之上，苛求当权者都变成超凡脱俗的圣杰，绝对是不现实的。
二为制约权力。权力作为秩序的保障，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不可能被消灭，于是，制约权力就成了每个时代都必须解决的课题。制度文明演绎至今，权力类型不断更迭，制约权力的机制也推陈出新。大体归类，可分五种。
公共叙事基本逻辑不可太庞杂
其次，应当坚持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不同国家纵然体制千差万别，但精英治理却是通行原则，差别主要在于精英的判断标准来自哪里？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如是前者，则以长官意志为本，须要层层的官僚体系正襟危坐地传导，社会管理成本和怎样欺下瞒上，可想而知；后者则主要是回应民众诉求，精英的任务在于将人民意志提炼为治理策略，官僚体系的内生性受到抑制，所以有利于节制权力和遏制腐败。
但在当下之际，对许多国家而言，腐败问题积重难返的第一原因，当首推权力过多过滥；而反腐败的当务之急，则应是清退那些不必要的权力，放松管制，还权于民。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理事）
显而易见，“治权”之方与体制有关。对于分权体制而言，党内监督纯属内部事务，不具有公共性，对于反腐败作用不大；而集中体制之下，权力须要统一整合，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分权制衡。能否隔离政治操弄与经济活动，也受制于所有制、市场定位等体制问题，针对公共财产实施贪腐，显然比私人财产更为方便。相比之下，“治人”只涉及特定个人或群体的利益，虽非治本之策，却是能够博人眼球的捷径选择。
其三是建构权力与市场的分隔机制。腐败是寻租过程，如果为国家权力与经济活动划定各自的边界，减少二者交织嵌套的机会，做到公私分明，显然能够促进反腐。倘若权力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无所不在，腐败的概率也必将加大。
这种现象其实也见怪不怪。从历史上看，每个王朝从兴起到衰亡的相对稳定期内，权力总量都会直线增加，腐败程度也会持续加重。如今的情况无非是历史重演而已。
党内监督对反腐败作用不大
其一是权力分立制衡机制。也就是将治理国家的权力一分为多，相互制约，公认以美国的三权分立为典型代表；历史上也存在皇权与相权、皇权与教权彼此制衡的设计。
同时，时代进步使社会管理性事务增加，也为扩权提供了依据。如气候风险要管理，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保护更为复杂，人工智能对现存伦理秩序构成严重挑战，战争和灾祸依然不断，延续数十年的全球秩序和产业供给正在被重塑等等。文明的进步反而使个体变得更脆弱，社会治理须要更为精细化。在这种局面之下，传统的国家权力架构乍看起来似乎不足为用了，只能创设更多更新的权力。这些新型权力同样天生就带着腐败的本质，这就导致权力越来越多的同时，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无论“干预主义”还是“文明脆弱”，主要是论证权力必要性的叙事用语，在这些完美叙事的背后，无非是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或者统治者巩固地位的盘算。放眼全球，传统公民社会那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机制，已经不再受到尊崇，社会精英都沉迷于预设公共目标，然后诱导全体人民去落实的游戏之中，从流行病到人工智能，都变成必须更加集体主义的理由。民粹主义和强势人物的结合，甚至成了十分时髦的政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加强社会管制可以找出无数理由，但真正目的却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
换句话说，腐败问题的根子出在“权力”方面，而不是“人”的方面，将“治人”作为反腐败的实现路径，势将不如“治权”效果好，甚至还可能陷入舍本逐末、越反越腐的局面。某种程度上，“治权”机制是否健全，才是决定反腐大计成与败的关键。
所以，清退权力、减政放权才是正确的选择，无论集中体制还是民主体制政权，概莫能外。
除此之外，地缘冲突和国家间竞争的烈度明显加剧，二战后不同体制间已然达成默契的竞争共存精神，逐渐消散，代之以更多的长臂权力来保持各自优势。权力不只在增加，还在外溢，强者都想通吃，强权而不再是“协商”主导着国际关系。总之，扩充和增加权力，似乎可以找到无限借口。
其五是最为常用的惩罚机制，即让贪腐者在事后付出代价，同时阻吓潜在的后来者。
五种制约权力的机制
其四是权力运行的程序化。程序虽是一种外在形式，但设计合理、公开透明的程序，能够保证权力规范行使，遏制腐败。如司法权具有终极性，因而其程序约束规则也最完善。
要增加权力可以找到无限借口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之一源于管制与自由的叙事。上世纪中后期，自由主义的复兴一举解决了全球经济滞胀的问题，但此后爆发了几次经济金融危机，在反思原因时，却将自由市场归为罪魁祸首。新自由主义随之走向暮落，干预管制主义崛起，政府扩权再度获得道义支撑。大致从美国九一一事件之后，无论体制形态如何，几乎每个政府都在扩张权力，无数新型权力被快速创设，原本存在的权力也越来越细致入微，许多应由市场和资本来决定的事务，陆续收归政府，官僚体系全都在膨胀。时至今日，国家力量已是无处不在，各国政府对经济金融的管控，几乎架空了旨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贸易组织，企业在许多交易中只能按照政府指令选择客户。
放眼全球，传统公民社会那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机制，已经不再受到尊崇，社会精英都沉迷于预设公共目标，然后诱导全体人民去落实的游戏之中，从流行病到人工智能，都变成必须更加集体主义的理由。民粹主义和强势人物的结合，甚至成了十分时髦的政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加强社会管制可以找出无数理由，但真正目的却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