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的研究选题总是极具匠心，像他对于海贝、巫蛊的研究皆为如此，既具研究的趣味性，信息量也大，让人如入宝山。作者又能在学术寻常视野外，选取不为人关注的案例，来彰显历史上的规律性。本书除了理论上的突破外，在叙述上更饶富趣味。像第六章就从云南货币制度的兴衰，展现这个中华传统区域之外的地区，如何逐渐摆脱印度洋经济体系；这当然也与汉化过程同步。
自2022年4月起，以云南大学前副校长林超民为首组织了专题批判会，好好的学术研究弄成当代的政治批斗，痛批此书有错误政治倾向，还不给别人回应的权利。这倒也与中国目前学界与整个社会风向颇为相应。
此书指出，蒙古征服大理是云南并入中华版图的关键节点，此后直到清代，此地都有很强的自我管理体系特点的土司制度，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内地的完全统辖与直接管理之外。这种情况直到明清时代的“改土归流”，才最终使中央权力完全压倒了地方权力。
但前者显然与杨斌的观点类似，不符合当朝“政治正确”，而后者又会引起周边国家，尤其是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不满。因此，1949年后，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为标准的研究范式，就取得了政治上的独家解释权。比如说，要是像杨斌那样说秦汉之际，云南不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这是要被批判的。符合官方的解释是：王朝的历史不等于中国的历史，完整的中国史是“现在中国版图内”所有民族奠定的，因此秦汉时的云南，也“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曾经被俄国与苏联掠走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现在谁要敢乱研究，则亦是政治错误。
持这种让人目瞪口呆历史观的人，也喜欢使用半世纪前的革命话语，像林超民就批杨书：“完全颠倒、歪曲、篡改了云南与中国的历史，这不是创新，而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老调重弹。”另一云南学者刘永刚则批杨书是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极大污蔑”。动辄将不同学术观点扣上政治敌人的帽子而欲置人于死地，莫不是文革小将转世投胎？岳飞墓被人祭拜近千年，几十年前被红卫兵刨了，现在难道又要来一轮？
中华核心疆域在商周时代，不过局限于黄河中下游狭小的地带，四周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很多后世被视为华夏核心地带的区域，此时仍为边邑。后来中华版图日渐扩大，再加上北方胡族入侵，至西晋永嘉之乱、北宋靖康之乱等多次大规模南迁，江淮以南的开发也与此有关。
香港城市大学杨斌教授2008年出版了英文专著《季风与彩云之间：云南的形成》（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问世就引起学界震动。全书以视野宏伟又不失细腻的笔调，勾勒了云南长达2000多年雄奇壮阔的历史画卷，并以历史演进为线索，描述这个本来属内地核心之外的跨区域贸易中心，是如何逐步被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又如何造就了“云南人”这一独特的身份认同。
至于西南、西北与东北地区被并入帝国版图，则是更晚。所以时至今日，何者为“中国”，在学界一直存有很大的分歧。有一派学者以历代不断变革的王朝疆域为核心，也有学者以鸦片战争前、清代最大的版图为核心。
在这种历史观之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当代中国，会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抵抗异族入侵的民族英雄，当成是“反对国家统一”的批判对象。据中国《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指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民族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
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竟然被拖进了争相献媚的政治角力场，这也真是当代中国学术修罗场的奇观。
可以说，此书与既往研究的一个重大区别，正在于作者的全球史视野。过去纯粹从中华内陆文明的研究角度，就很容易忽略云南在历史上，是如何通过与东南亚、南亚的贸易网络，成为整个海洋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域性节点，再经由中原文明向南渗透的过程，才被纳入到王朝体系的范围中。
（作者是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
此书在英文世界的影响，最初并未延伸到汉语学界，恕我直言，主要是与此后那些一窝蜂写书评之人没有外语阅读的视野与能力有关。但自从2021年台湾出版了汉译《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后，对它的讨伐却蜂拥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