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学是相对于宋明理学
于此可知，当代新儒家乃以心性之学为儒学之大体，祖述孔孟、归宗宋明大儒，从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见儒学之真谛。其以为，作为华夏固有文化之核心的儒学，仍足以成为炎黄子孙在当代应对西方文明之挑战的本元底蕴。人们所需要做的，是固本培元，绝不能失去对自身传统的信心。这样才能从中发现，能促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作水乳交融的因子，比如使之与科学与民主得以交相契合的内容。
1922年梁漱溟先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张君劢先生将他2月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整理成《人生观》一文，刊于第272期的《清华周刊》、1932年熊十力先生撰《新唯识论》（此书之语体文本则出版于1944年）、1939年冯友兰先生出版《新理学》，复于抗战的艰苦岁月间连续撰就《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钱穆先生继之在1960年代先后撰就《论语新解》与《朱子新学案》，此遂蔚为一巍巍文脉。
这一篇“宣言”洋洋洒洒，从十二个方面阐述立场：一、前言：我们发表此宣言之理由；二、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之三种动机与道路及其缺点；三、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四、中国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之地位及其与西方文化之不同；五、中国文化之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六、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七、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八、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九、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民主建国；十、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之认识；十一、我们对于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十二、我们对世界学术思想之期望。
这篇向来被视为“当代新儒家”之“宣言”的文献，具有深刻的时代意涵。欲明其所以然，须要对百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稍作回顾。
“当代新儒学”有意思之处，即在于像是一支异军突起于孔子之学正处于四面楚歌之际。此或亦可视为历史的吊诡，儒学是在就快被置之于死地的时候，复为人们发见它其实可以成为中国文化抗御西方现当代文明强大冲击的定海神针。
选修学生达1万多人
那还是新文化运动初起时，用文言文写就的一篇檄文。此后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以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等白话文学经典，再以更加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突出新旧矛盾的对立，鼓动人们对宗法礼教孔子之学作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在古代中国地位至尊至显的儒学不得不黯然退场，“四部之学（也从此被）七科之学（所取代）”（左玉河先生书名），一个新时代于焉而生。这已是为人们所熟悉的，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世界的主场景。
《联合早报》对此文化工程显然能见其意义而持续给予关注，据其报道“儒家伦理”课程在1984年正式推出后，次年就有接近6000名（中文班学生5000余，英文班约700）新加坡中学生选修。到了1987年，选修该课程的学生人数已倍增至1万4795名，几占全国中三与中四学生总数的两成（18.7%）。这当中，以中文来修读的学生，人数约为英文班学生的三倍。在1989年，全国修读儒家伦理课程的中学生，也有1万4000余名之众。
梁、张、熊、冯，还有马一浮、贺麟、方东美等人，即学者所尊的“当代新儒家”（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之开宗人物。其及门弟子更是人才辈出。唐君毅、牟宗三及徐复观出于熊十力之门；刘述先、成中英、傅伟勋师从方东美。其后，还有杜维明在东海大学受业于牟宗三与徐复观。
步入1990年代以后，儒家伦理与它同期开办的其他德育课程，同为新的课程所取代。虽时过境迁，但新儒家与新加坡携手共立的这一记善业功德，实仍足以为念。
余、杜两先生应邀而至，成为我国国家领导人虚席以待的问道对象之时，正当四五十岁的精壮之年，本着儒生的弘道之心殷殷献策。一方有用世之心、一方有问道之意，相互吸引，遂成就新儒家与新加坡的一段善缘。
政府当时即礼聘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和杜维明两位先生，为此课程编写人员的海外顾问。请他们先为该课程“拟定基本的概念范畴”，再继而提供学术指导。两位专家于1982年8月，在时任副总理暨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的邀请下来到新加坡。其实，刘述先、傅伟勋及戴琏璋（牟宗三弟子），当年也曾受国大东亚哲学研究所之邀，到新加坡来访学、交流与作研究。
“当代新儒学”有意思之处，即在于像是一支异军突起于孔子之学正处于四面楚歌之际。此或亦可视为历史的吊诡，儒学是在就快被置之于死地的时候，复为人们发见它其实可以成为中国文化抗御西方现当代文明强大冲击的定海神针。
然而，或许并不太为一般人所熟知的是，就在新学取代旧学的这一显性主轴之侧，其时却另有一条学术脉络横空出世，那就是后来被学界称为“当代新儒家”之学术群体的出现。
当代新儒家的这些呼唤和努力，和中土儒生在中古时期面对一股强大的外来文化——印度佛教的挑战时，并没有消极退却或一味迎合，而是反求诸己归本溯源，从自身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从而开创出“心性之学”的恢宏哲学体系，来应对甚而消融释氏之影响的殚精竭力，并无二致。此其何以亦为“新儒学”也。
此一学术群体之所以被称为“当代新儒家”，自是相对于“宋明理学”稍早之前已被译为“新儒学”（Song-Ming Neo-Confucianism）而言。据刘述先的考证，这一英译可见之于冯友兰194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出版社为纽约的Free Press），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于1953年，由卜德教授（Derk Bodde，生年1909卒年2003）所英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I第十章）。这一提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冯氏出版于民国年间的《中国哲学史》，其“经学时代”篇中的第十与第十五章，是仍以“道学”之名来统括宋明大儒的学问的。此当仍守《宋史》为北宋五子至南宋朱熹等24位大儒立《道学列传》之义例。
钱穆与余英时两先生虽不愿被列入当代新儒家之统绪，但学界仍因认可二人之功业而将其纳入广义的“现代新儒学”之谱系，比如起始于1986年的中国国家教委规划之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即将二氏先后列为研究对象。而且，余英时虽为钱穆弟子，但他在新亚书院时亦当同受教于唐君毅。
65年前（1958）的元旦日，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先生，曾联名签署一份《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同时发表于香港的《民主评论》与《再生》两刊物上。这篇文章数十年来在中文或华人知识界不断引起讨论，仍常为人们所提起。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陈寅恪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曾如此写道：“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祗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他盛赞冯氏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大事因缘”一语实如醍醐灌顶，我们当依循陈氏对肇生昌盛于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定位这一点拨，来了解“当代”新儒家的历史贡献。
新加坡在1980年代之初，曾尝试以中文和英文各开发一套名为《儒家伦理》的教材，作为中学德育课程的一个选项，让中学三、四年级的学生自由选修。政府之所以希望中学生学习儒家伦理，是因为看到在历史上曾受儒风所染的一些东亚国家及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港、台），都能在战后快速取得经济起飞，遂推想这可能是得益于其全体或部分人民之性格意志及精神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承而来的儒家伦理观念所塑造而成的。
1905年清廷停办科举，四书五经之学顿时失去了它在国家体制内的一道最重要支柱，亦由此开启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坎途。更猛烈的疾风骤雨还在后头。陈独秀以《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刊1916年12月1日发行之《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率先发一大哉问：“数千年前宗法时代封建时代，只行之于公卿大夫士而不行之于庶人（的）人伦日用”，能再行之于“今日之共和时代国家时代”乎？“孔子之道”，还适用于今天已经是“民政民权发张之世界”吗？他直接挑战“稍有知识之尊孔诸公，下一良心之判断”。
据唐君毅所言，撰述《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之缘起，为他和张君劢1957年旅美期间，有感于“西方人士对中国学术的研究方式，及中国文化与政治前途的根本认识，多有未能切当之处”，遂函邀居台的牟宗三与徐復观共同发表一文，拟“针对若干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之意见”作一回应，以期“转移西方人士观念上之成见”。所以该文本来是拟先以英文发表的，但后来觉得“最重要者仍为吾中国人之反求诸己，对其文化前途，先有一自信”，遂以中文刊发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