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受众的眼光看，实际上在讨论几个具体问题：既然意识到某些学科在建构过程的不公平性和内在残忍，我们现在的学科发展如何改弦更张？欧洲建立的政治、文化、经济秩序，是以全球南方国家的制度崩溃、文化凋零、个体死亡为代价的，是否应该启动赔偿程序，如何设计一个公平而持续的赔偿机制？谁是赔偿的主体？如何创造一个后殖民的解决架构，让所有的当事国家、族群、文化群体能够进行真正对话，而非简单的罪与罚？欧洲现代博物馆中大量源自全球南方国家和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物品，大部分是通过杀戮劫掠而来，这些物品是否应该或如何物归原主？
本期群展策展人还设计了一个I Miss You的贝宁遗物铜制艺术品单元，这些物品在1897年贝宁大屠杀之后，被殖民者从崩溃的王室中劫掠而来，策展人针对这些物品开展了极为沉重但令人敬佩的物语对话——将物品、学术书籍、影像装置、全球南方国家的控诉和证词、文化遗产物品并列，让公众进入这个极为复杂的讨论过程中。
时下的德国科隆，因为非洲研究欧洲会议的关系，进入持续近两周的非洲文化节模式，从科隆大学开始，延伸至全城多个博物馆、剧院、艺术空间，6月初两周的德国科隆将密集讨论有关非洲的文化、经济、历史、能源、发展等议题。而围绕欧洲殖民时代占据非洲及世界多地的物品归还这一世纪发问，得以重启。
殖民时代的负面和去殖民的难处在于，全球社会要在巨大的差异和偏见，甚至动荡和仇恨当中，创造一个整体公平且持续的新秩序对话。在这个秩序中，弱者和贫者并没有先天道德优势，强者和富者并不是一律邪恶，连其后人也一律该杀以谢罪。
我提出I MISS YOU这个展名的双重意义，miss既可以理解为想念，也可以理解为失去，而无论是抽象的国家和文化，还是具体的人，往往是失去之后，才生发出想念。当文化物品通过非正常方式离开一个文化原生地，它们往往开启另一个生命周期，这些分崩离析过程中的物的见证，和非物质证据，成为一种人类的整体知识；这时候，文化原生地的人要学习这种建造人类共同知识的方法，同时也要反思这种共同知识，哪些带着“西方偏见”或“北方傲慢”。同时，作为曾经在某个时期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综合劣势的全球南方国家和东方社会，又不能仅仅通过罪与罚、掠夺可耻、物归原主的逻辑，要求西方无条件整体归还物品。
作者是德国科隆大学全球南方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5月30日开始，围绕馆藏文物，劳滕施特劳赫博物馆进行了“展中展”形式的内嵌对话展览，通过声音、装置、影像、讨论会等形式，策展人在德国著名民族志学家威廉·乔斯特（Wilhelm Joest）的人类学、人种志藏品的基础架构上，植入了大量当代性、互文性、去殖民式对话。虽然这些展览有着非常深厚的学科史因素，涉及人类学的学科原罪，现代学科建构过程的跨文化、跨物种杀戮罪因，欧洲发展的现代原罪，世界新秩序的可能等问题。
笔者参观现场展览的过程中，碰到德国当地WESTART媒体的资深文化记者荣格（Jung）先生，正在进行现场拍摄和节目制作，我与他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他认为，对于殖民时代的所作所为和物品权属问题，首先是要进行历史的完全、完整、全过程描述；这个描述应当由国家机构、学术机构、媒体、公众、团体组织共同完成，也就是说，在判断接下来怎么办之前，首先要让这些物品的过往历史为所有人知晓，“史无巨细”皆可为公众所了解，然后基于这个共同知识，讨论物品如何归还。归还后物品如何处置？当物品生产者和原始所有者的国家遭遇重大社会危机，同时面临极为严重的社会腐化，这些物品应当如何管理和维护？是不是用物归原主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主已不主”，国已不国，物回则毁，该怎么办？
劳滕施特劳赫博物馆的大门口有一个巨幅展板，上面写着：除了负担（burden），尽数归还。展览中有两个很有趣的对话单元，一个是来自非洲的展陈主体讨论国家边界和非法移民的问题，其中令人深省的疑问是：“为什么有问题的物品留在欧洲，有问题的人要遣返回国？”另一个对话单元是来自科隆大学的人类学学者，他们在反思传统欧洲博物馆通过掠夺而来物品建立的合法叙述秩序；来自劫夺和杀戮的物品，形成了或宏大，或细密绵延的连续叙述，当这些被掠夺的国家的人们处在这种秩序和叙述中，感觉到巨大的叙述和反驳压力，因为对于这些过往和物品信息，他们一无所知，仿佛从别人那里听到自己的祖先故事，故此往往只能陷于沉默。
当全球社会有足够多的人创造讨论历史的罪愆，互动方式的不公平，创造新正义，解决宿仇的气候和文化气氛时，我们应该珍惜这个窗口期，创造“物是人非”时，则用物修复人；“物非人是”时，则人修复物的双向修复过程。罪难以赎而在于恕，恕道非弱者之态，相反是强者之姿。最后无论罪罚谅恕与否，关键是最终创造不同的跨文化、跨世代、跨物种、跨国族的争端和创伤解决及愈合模式，不再滋生新的仇恨和恶的绵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