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前，新加坡致力于推行新兴产业，优越的政策吸引了全球众多的投资者和从业者，包括资产管理人才，区块链、创投人才和金融科技行业从业人员等等；疫情后，由于在政府治理方面亮出了漂亮的成绩单，人和钱都继续地涌入。但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加密货币、金融科技、创投行业、互联网科技等企业，都进入大幅收缩的阶段，加上本地的生活成本和创业成本的高涨，使得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有了离开的念头。
“新加坡要起飞了，但我乘不上这阵风”，几天前的清晨，收到朋友在前往机场途中发来的这则告别短信。
新加坡是全球第四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包括航天、半导体、生化科技、金融科技等等，这些领域的发展离不开人和资金。香港专业人士的高薪结构，在全球都很有竞争力，它目前面向国际推行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批准的超过一半是35岁以下的人士。
得益于家族办公室等政策的推行，去年流入新加坡二级市场投资组合的资金，是香港的五倍。即使如此，香港总额4.6万亿美元（约6.1万亿新元）的资产管理规模，仍然略大于新加坡目前接近4万亿美元的水平。今年3月，香港政府发表了《香港发展家族办公室业务的政策宣言》，并考虑允许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投资，而且设立家办无需金融监管局批准，步步紧跟的政策，都在向过往流出的资金招手。
我们不能将过去一两年来资金和人才的流入视为理所当然，政策监管机构须要有更多忧患意识，和私人银行、资产管理机构展开更多对话，以顺应时代的转变。新加坡作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和国际都市的地位来之不易，千万别在不久的将来，被贴上“户难开、钱难转、人难留”的标签而功亏一篑。
（作者是新加坡私人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及北亚），本文仅代表个人立场）
任何一座国际都市，都是资金、人才和技术的充分自由流动。然而，在全球化的升级版里，只有商情是永恒的，人才和资金一如候鸟，哪里有机遇就流向哪里。
或许有人说，我们这里不缺钱也不缺人，我们要的就只是超级富豪。虽然许多国际大亨的名字，都和新加坡发生着关联，但现实的情况是，即使他们已经拥有了新加坡国籍或者是永居身份，也可能因为各种因素，导致他们也未必在本地生活。如果他们在本地生活的时间不够，并不属于新加坡税务居民，或者在新加坡也没有实际投资和业务，想向他们征收所谓的“富人税”，就完全是纸上谈兵。反而，在高净值人群中打造生态圈，更有利于长远的发展。
这位朋友毕业自中国名校，是位科技新贵，几年前卖出了科技公司的股权，套现几千万美元，带着全家到新加坡生活，一直生活得无忧无虑。但最近不一样了，他说，这座精致的花园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昂贵，天价的私人公寓和拥车证，购置房地产60%的额外买方印花税……此外，银行户口难开、雇员难请、工作准证和永久居民越来越难拿，孩子就读国际学校的名额遥遥无期，完全泯灭了要在这里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愿望。
疫情过后，一切都在往常态恢复，新加坡因为这场疫情所带来的机遇和吸金力，正在随着各大金融中心的正常化而减弱。纽约的曼哈顿、香港的中环和上海的外滩，都准备在最尖端的领域与新加坡一较长短，我们最好还是少些沾沾自喜，多些未雨绸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