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政府决策科学，及时通过疫苗及其他科学举措最终战胜了疫情。这看似容易，但不少国家科学为政治左右的情况并不罕见，尤其是东西方阵营划分日趋明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白皮书》还提到六方面的表现有待改进。有些其实只能在开了上帝视角的情况下才可能避免，所以我觉得未必真是失策。像没有在开始时就果断收紧边境管控，以及在疫情期间防疫措施的摇摆不定，都是在因应疫情不断变化发展的正常需要。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看似微不足道，也依然非常成功。比如，新加坡是连饮水都须进口的国家，但三年大疫，且在全球供应链大幅度中断的情况下，本地日常生活并无多少负面影响，背后肯定有鲜为人知的努力。再者，疫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与经济版图，不仅大量与旅游、航空、进出口贸易相关的产业面临巨大冲击，像新加坡这种高度外向型经济体，更被直接抛进全球经济的暴风眼中。但我国经济不仅经历了考验，甚至在疫情后的世界格局中占据了抢先位置，强化了金融资本、人才转移重要节点的地位。这无疑也是决策成功的表现。
在那四名医生的呼吁中，虽然有点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误以为只要做到预防，就可以使疫情阴霾消散，但他们基于正确科学的职业判断，以及强烈的公众关怀热情，尤其是面对朝野中绝大多数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毅然拉响了警报，是非常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
第三，政府能够在精英决策与向民众保持充分交流间取得平衡。决策层既保持了执政的专业有效，又能够向受决策影响的相关方，阐述具体施政原则，始终使决策过程保持民主开放，这是能够与民众达成共识，最终实现群策群力战胜疫情的关键。
然而，我还是觉得我们有一些可以改进之处。
先说说民众自身。新加坡人怕输的性格还是在疫情期间展露无遗。我记得疫情初起时，抢购防疫用品与食物的情况颇让人惊讶。这还只是疫情，今后如面临更为动荡的国际环境，如何能够培养国民处变不惊的韧性，仍有一大段道路要走。
第四，政府也充分照顾到受疫情冲击的各阶层利益。三年疫情期间，政府按照受冲击影响的深浅程度，对企业、个人施以援手。这不但维护了本地企业的造血功能，更使弱势群体能够渡过难关。新加坡在疫情后，并未出现民众离心离德的情况，反而更趋团结。这也可圈可点。
政府日前发布了盘点我国防疫管控经验的《新加坡应对冠病白皮书》。其中做得好的共总结了八条，我进一步归纳如下。
（作者是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
其次，本地朝野对于异见可以有更大的包容空间，也要有积极反思的心态。以对口罩的态度而言，我当然理解最初的口罩决策，是受到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误导。即使是在西方疫情大规模传播时，他们依然认为“不须要戴口罩”。直至2020年7月美国疫情完全失控后，才重新反思口罩决策的失误。此外，新加坡的口罩决策也受到供应端压力的限制。但回过头来，我们更应该体会到疫情初期本地那四名医生联名写信的可贵，公开呼吁民众出门时应佩戴口罩，同时也必须多洗手，并减少不必要的聚会。
《汉书·霍光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人家中烟囱设计不合理，柴也堆太多，别人就提醒这样会起火。主人不听。后来果然起火了，左邻右舍帮忙救火，被烧得焦头烂额。事后主人请救火的人吃饭，却对事先提醒的人视而不见。这就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对于那四名曾经的吹哨医生，我们是不是太过健忘了？我们是否应该更加鼓励这种勇于表达不同意见的专家与学者呢？因为，有时正是这样的勇敢与专业，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
其次是在防疫与经济民生、疫情隔离与向世界开放，这两组矛盾间，政府能够一直保持微妙平衡。新加坡政府从来不会动辄“不惜一切代价”，因为防疫固然重要，但防疫过度，动辄封城，则会直接毁掉国人的经济前景。在现代社会中，有钱虽非万能，但没钱真会让个人、家庭与国家寸步难行。在很多国家都喜欢走极端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能够在长远利益与眼前需要，以及不同利益方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在防疫的同时还尽量不影响民众生活与学习，尤其值得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