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格鲁吉亚作为古阿姆民主和经济发展组织(GUAM)成员国,及首个与俄罗斯联邦发生军事对抗的独联体国家,乃大高加索地区唯一决心抗俄到底的国家,是打破俄属“东欧马奇诺防线”与“欧亚草原铁壁”的核心支点国,可谓区域内名副其实的“民主独苗”。
伴随2008年俄格战争的突然爆发,建立在抗俄与反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格鲁吉亚爱国主义激情及民族主义怨恨与日俱增,进而全方位地压缩了境内亲俄势力发展所需之政治土壤,使其如同丧家之犬般遭人唾弃。相比之下,此次反“外国代理人”法案大规模示威的爆发与后续事态演变,则体现了格鲁吉亚公民社会及民族国家建构的成熟程度,告知境外假想敌,格鲁吉亚上层精英与基层民众之间的分歧无论再大,始终都是坚不可摧的命运共同体。
归根结底,格鲁吉亚政局稳定,是突厥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统一空间建构,及战时欧盟—中亚陆海一体式运输通道畅通无阻的战略保障。俄格战争期间,克宫相继武装占领格属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通过组建“卫星国”的方式,延缓或阻碍第比利斯的归欧进程,使其历届政府深陷分别由领土完整与弃旧入新所构成的主权危机困境中,进退两难。
对此,曾为参加格鲁吉亚选举而放弃法国国籍的现任总统萨洛梅·祖拉比什维利(Salome Zourabichvili),于同一时间在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前对示威者表达支持,强调将否决此项法案。事实上,此法案不符合或不具备威尼斯委员会(即欧洲法治民主委员会)的审议标准,因此也无须提送。威尼斯委员会深知此法案一旦通过或变相存在,可将格鲁吉亚与欧盟一分为二,覆灭格鲁吉亚先贤所努力争取之百年自由与30年独立,无形中绑架整个格鲁吉亚公民社会,使格鲁吉亚倒退回苏维埃时期的黑暗时代,成为俄国附庸。
总体上,克里姆林宫在2020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期间的中立协调立场,虽让亚美尼亚咬牙切齿,但却为南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之新平衡奠定了基础,根除了内部不稳定因素,使其不易受境外势力的干预与破坏,巩固了阿塞拜疆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但为避免中间走廊沿线各国事后“趁虚哗变”,克宫于去年5月初抛出具有绝对影响力的重量级“驱邪符咒”,即南奥塞梯之“入俄公投”。因此,格鲁吉亚此次反“外国代理人”法案大规模示威的终极目的,就是告知俄国,第比利斯在南奥塞梯主权归属问题上,绝不会向克宫低头,“入俄公投”只会开启“第二战场”,即抗俄援乌战争之序幕。
以身作则抗击俄帝国主义
不同于当前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抗议民众是高呼“宁死不愿重当苏维埃之奴,唯独回归欧洲方可拯救自由与民主,格鲁吉亚自始至终都是欧罗巴大地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反对此“亡国法案”的共和国公民。格国议会于3月7日当天以76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备受争议的《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目的是建立一个涵盖非政府组织、媒体和接受外国资助主体的登记册,并且声称这是美国法律的宽松版。(编按:格鲁吉亚执政党3月9日宣布无条件撤回议会一读通过的外国代理人法律草案。)
格鲁吉亚各政党认为,当权派蓄意塑造的这一所谓“美式法案”乃历史大倒退,等同于压制且根除异议人士与格鲁吉亚回归(欧洲)梦,最终光复余烬未灭的东方式“大一统”思想,威胁之大足以使人丧志并亡国,与复辟帝俄并无二致,因此是可忍孰不可忍。
时隔六年,面对乌克兰亲欧派在广场革命的胜利,克里姆林宫凭借“格鲁吉亚经验”,毫无顾忌地将“主权危机”复制于乌南克里米亚半岛和乌东顿巴斯地区,导致包括摩尔多瓦在内的上述三大归欧派国家,面临几乎一致的命运选项,即应放弃“反叛区”还是光复“占领区”。对乌战争的开启,无疑为解决这一极为棘手的国族建构命题提供了出路,联手制俄,势在必得,唯此可终结俄国的帝国梦。
不同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地处南高加索西南角的格鲁吉亚,一方面是对接俄罗斯联邦外围“L”字型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加索段的两大关键枢纽国之一,自南向北可经黑海连接东欧三国(俄罗斯、乌克兰、白罗斯)与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自西向东可对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并经里海通往中亚五国(哈萨克、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
巩固大高加索民主根基
(作者Yerkin Nazarbay是哈萨克斯坦犹太裔学者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原文为中文)
3月7日在格鲁吉亚爆发的反“外国代理人”法案大规模抗议示威,在俄乌战争已满一周年之际,以及在美俄中三角博弈日益白热化的大背景下,晴天霹雳般强而有力地触碰了当前以里海为中心的“十”字型新欧亚核心利益(即东西走向之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及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畅通无阻),导致区域利益相关各方,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到可同时左右欧亚四大地缘政治板块(东欧、巴尔干、近东、中亚)的高加索地区,使连续数日高举红白圣乔治旗,且高呼自由民主万岁的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瞬间成为全球新焦点;后续地缘政治及经济影响力,绝不亚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所开启之对乌战争。
除此之外,为宣告欧亚横向轴心战略(欧盟—俄罗斯—中国)寿终正寝,并构建崭新的欧亚纵向轴心战略(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印度),克宫自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年起,就有意选择放虎归山,默许开通以中亚哈萨克斯坦为起点,横跨里海(中亚及南高加索)、黑海(小亚细亚、东巴尔干与东欧)及波罗的海(中东欧及北欧)三大海域,一共九个国家(中国、哈萨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罗马尼亚、乌克兰、波兰、芬兰)的“L”字型“中间走廊”(即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允许突厥世界自西向东,实现区域三位一体式(军政经)一体化进程,以便“引蛇出洞”。
各政党认为,当权派蓄意塑造的这一所谓“美式法案”乃历史大倒退,等同于将唯我独尊的克里姆林宫掌门人普京所创之“俄式法案”(俄国家杜马与联邦委员会于2017年11月15日及22日,相继以高票通过《非商业组织法》中的“外国代理人”条款修订案,三天后由总统签署批准)强制植入格鲁吉亚社会各界,以便压制且根除异议人士与格鲁吉亚回归(欧洲)梦,最终光复余烬未灭的东方式“大一统”思想,威胁之大足以使人丧志并亡国,与复辟帝俄并无二致,因此是可忍孰不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