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艺人因为违法犯罪被封杀，也有一些因为政治敏感被封杀。这让一些港台艺人被迫选边站队，既要考虑在大陆、港台都不要说错话，还要考虑自己带货的产品不要像个敏感东西，稍有不慎就会“辱华”，让人格外难做。

中国伦理观亟需变革

对更广泛的中国普通人来说，同样害怕自己一朝“劣迹”，满盘皆输。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因为一些越轨行为被威胁政审“不通过”、档案“记一笔”、子女“受连累”，这是中国人常见的生活经历。

各行各业都期待德艺双馨的好艺人、好工人，但面对不那么完美的人格和人性，更需要的是包容，而非道德压迫。戏如人生，台上台下的双面艺人，其实就是每一个普通人面对的道德现状。袁忠在《<满江红>与人物祛魅》文章中提到人物怯魅（《联合早报》2月14日言论版），现代中国的极致伦理观贞操观也急切应该怯魅。

这几年中国塌房（指形象毁了）的艺人太多，偷逃税、色情、出轨、造假、毒品，不论是公德还是私德，层出不穷。应对忽然塌房的艺人，影视制作团队已形成成熟的作业规范——AI换脸、打马赛克、直接剪了，甚至20年前的经典老剧《还珠格格》也不放过。2018年中国影视剧监管部门发布针对艺人的“四个坚决不用”，当期综艺急忙把嘉宾的染发、纹身打了马赛克，种种操作宛如后现代主义的魔幻艺术，让人啼笑皆非，甚至有些荒诞。

疫情放大了社会阴暗面，人们潜意识里的伦理观念，在防疫过程中几乎脱口而出。去年5月上海封城期间，公职人员到居民家门口威胁“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8月，承德发文“隐瞒行程连坐三代旁亲”——这些所谓“越轨”只是居民在法律框架内对基层权威颐指气使的大声说不。

政务领域，中共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不停歇，截至2022年6月，中国有443万9000公职人员受到处分；司法领域，根据法院公报，仅2021年就有171万人被判决成为罪犯——以此推算，中国社会有案底的刑满释放人员，有千百万之巨。

背负“劣迹”的人们从此有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媒体报道，部分失足公职人员被处分后深感宦海沉浮，从此得过且过、消极怠工；刑释人员融入社会也成了值得关切的社会问题，他们在社会上多个领域遭遇广泛的不公。有了案底的人们，不光自己不好受，也被组织、社会排斥，成了“达利特”（印度种姓制度下的不可接触之人），他们是极致伦理观影响下的一部分。

不光是演艺界，这种极致的“贞操观”贯穿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

近期，热门扫黑题材电视剧《狂飙》角色钟阿四演员被发现2009年涉毒，剧组马上就把钟阿四的片段剪光了。我看剧囫囵吞枣，要不是成了新闻，谁能想到在剧中戏份很少的废品站钟阿四会引起轩然大波。

极致伦理观给人背上思想包袱

几天前我参观明代思想家李贽在泉州南门外的故居。泉州是宋元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汇的前沿，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不但造就了李贽这样的“异端”思想家，也造就泉州多领域的向外张力。近代，以泉州、漳州为中心的闽南人敢闯敢拼下南洋，今天新加坡华族约有四成祖籍便是闽南。改革开放以来，泉州诞生了民营经济传奇的“晋江经验”。

（作者是中国时事评论员）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想更上一层楼，离不开一个开放包容的思想环境。就像宋代中国士人无时无刻恪守“慎独”“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当代中国人也在受着这种不合时宜伦理观的束缚。我并非否认伦理，引向虚无，而是主张在法律范围内，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做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社会一分子。李贽的观点“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

赵敏在《我在中国经历过的“地震”》（《联合早报》2月14日言论版）一文中提及的文革往事，让我格外亲切。这种神经兮兮、处处敏感的伦理观和全方位、无死角的封杀，同文革时的上纲上线、批斗游街，颇有相似之处。

这种神经兮兮、处处敏感的伦理观和全方位、无死角的封杀，同文革时的上纲上线、批斗游街，颇有相似之处。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稍有错误便“一棒子打死”的极致伦理观，已经不合时宜；一个更自由、包容的社会伦理观呼之欲出。

当代中国人在极致伦理观的阴影下，某种程度上如同中国古代社会的贱民，如同印度古代社会的低种姓，一些身份标签与生俱来，传之后世，打上世代的烙印，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去年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曾提交议案，强调挽救“劣迹艺人”的制度建设，认为“惩戒应做到有章可循”；意见领袖胡锡进近日也发声，认为应“对悔过者给予必要的包容”。由此观之，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稍有错误便“一棒子打死”的极致伦理观，已经不合时宜，一个更自由、包容的社会伦理观呼之欲出。

随着社会变迁，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一直在变化。四五十年前中国男女在街上搂抱，路人见了要羞臊了脸，今天已经见怪不怪。中国的伦理观也应当适应新时代的社会。

每个社会都有政治正确和不能触碰的禁忌。违法犯罪于理不容，私德有亏于情不符。演艺行业因为传播属性，从业人员的复出也要和其他行业区别开来。涉及是非对错的伦理争论，必定有争议，但应该能用三句俗语达成一个共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语，也是《狂飙》大结局里的一句台词）。

中国越来越繁荣，对外越来越开放，在法律框架下，一些条条框框、教条也应该越来越少，人也应该越来越自由、洒脱。要不是四人帮被打倒，文革蒙难的人岂不是要做一辈子的“四类分子”？受着极致伦理观禁锢的一个个普通人，岂不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显然不应该如此。对别人宽容，就是对自己宽容，也是对社会的未来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