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过年最喜欢听到“恭喜发财”，黄副总理的名字里有“财”字，刚好又是财政部长，民间普遍笑称他为“财神爷”。这是方块字独特多义性所引起的巧思妙想，相信懂华文的人看了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显然，如果贺词只用英文，就玩不出这个趣味。
华文在原本属于它的华人新年舞台节节败退，正好折射出它在新加坡用处不断减少的困境。一个在生活上没什么实际用处、随时能被取代的语文，很难长久被人掌握。我大学时曾经学过日文，一度还能勉强为宿舍的日籍舍友做口译，但毕业后在工作上遇到的日本人都能讲英语，犯不着牺牲自己的便利跟他们讲日语，无处可用的语文自然就荒废了。
但这是我们乐见的结果吗？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曾多次呼吁华族家长在家中完全用华语与孩子沟通，把教导孩子英文的任务交给学校，就是要向民众点出“学习华文必须制造有利环境”这个关键因素。除非你能在生活中不断使用华文，否则要掌握这个完全不同于英文的古老语文，谈何容易。
想当然尔的“逻辑”最危险之处在于：只要再过20年，全体国人都能读懂英文，是否须要使用华文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如果按目前的发展趋势，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新加坡华人社群将很可能走到那一步。
（作者是时事评论员）
可以想象，朋友收到的那张纯英文贺卡，只是新加坡公司机构广泛使用的其中一款。不论是决策者或设计者都难免假设：反正绝大多数人都能读得懂英文，干嘛还加进不那么熟悉的汉字，给自己添麻烦？这种想当然尔的“逻辑”很容易用在大大小小的其他事情上，比如很多单语招牌、指示牌、通告、菜单，以及让许多年长人士头痛不已的纯英文操作手机软件，都见到这种逻辑的思考痕迹。
这时有小孩指着这个财字，以英语问身边的父母：“这是什么意思？”妈妈的答案是：“Fortune（财富）”。小孩听了恍然大悟，这个华文字对他显然是陌生的。
这张横条异常醒目，看到的人好像听到黄副总理在大声地用华语给居民贺年。故事还没完，当我准备搭电梯时，赫然发现电梯旁贴着一个大大的“财”字，仔细看了一下，发现下面写着中英文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恭贺”。
过年期间到油池地铁站附近参加团拜，在路口看到一张横幅，上面写着“贺新春”三个大字，旁边印着黄循财副总理拱手拜年的照片。
相信有些读者已经留意到华文在华人新年期间逐渐淡出的趋势。“Happy New Year”显然已经成为高居榜首的本地华人新年贺词，年轻人之间更是极少以华文互贺；在二三十年前随处可见的华文贺词如“恭祝各界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现在已经被英文版本的“Wishing you a prosperous Chinese New Year”所取代；英文主导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更普遍喜欢使用罗马拼音的“方言贺词”，比如“Huat Ah！”（发啊！），间中即使出现华文字，更多是作为背景点缀。
确保华文在华人节庆，尤其是华人新年期间能继续保有用武之地，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紧急的大事，但长远却关系到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成败。对一名十几二十岁的年轻华人来说，一个连在华人新年都不必怎么使用的所谓母语，生命力可想而知。
政治领导人坚持带头在华族最重要的节庆中使用华文是重要的。如果连华人新年这么重要的场合都无法广泛使用华文，那华文还能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使用？年轻人如何能相信华文在传承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李光耀2009年在讲华语运动30周年纪念仪式上的发言，就明确道出这个困境：“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讲英语，要学好华语就成了大问题。所以，今天讲华语运动面对的主要挑战，并不是华语与方言的抗争，而是要扭转华人家庭讲英语的趋势。”
有朋友接到来自本地某公共机构的电子贺卡，发现上面不见任何华文。他苦笑着说：“我接到美国朋友传来的电子贺卡，上面至少还有一个很大的福字。”
除了政治领导人，我们也看到一些公司机构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农历新年期间以华文向公众拜年，新捷运巴士前头的显示板就出现“玉兔迎春，出入平安”的华文贺词，而不是用汉语拼音或英文取代，让人感受到公司维护文化传统的一份坚持。
不选择以华文互相拜年的年轻人如今占大多数，看来也不大可能在他们中年时突然改变语言习惯。在大多数华人都以英语作为生活用语的情况下，华文的使用空间只能被进一步压缩，比如只为了帮助小孩考好母语而讲华语，以及方便中国旅客。
我们仍然在政府组屋区看到许多议员张挂横幅，恭贺居民华人新年快乐，横幅上往往也附有华文贺词。虽然其中一些英文贺词已经占有更大、更显眼的位置，但附带华文贺词依然是一种必须。
14年过去了，他的话犹在耳边。我们必须很诚实地问问自己：李光耀深切担忧的趋势扭转了吗？家庭环境以至于外在的社会环境，能为华文的学习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吗？如果没有，我们是否能快点做些什么，以确保孩子不会失去作为新加坡华人的根，并在一个中英文并重的未来世界里继续保有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