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无论是“放开前”对没完没了的死板封控及作为深层次原因而对体制不满所引爆的“白纸运动”，还是“放开后”无数家庭失去老年亲人的心理创伤，这些对社会的震撼性影响，显然不会是短期的。笔者研判，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无可避免地成为维护政权安全而必须克服的重大风险因素。
“清零神话”破灭后的课题
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中共二十大结束仅月余，中国政府即于12月7日宣布“防疫新10条措施”，倏忽之间放弃坚持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顿时海内外一片哗然。如此在缺乏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先进疫苗的覆盖、人民心理建设等准备不足之下，一举“放开”所引发的“疫情大海啸”，导致老龄群体陷于危难之境地，以及全国医疗挤兑乃至殡葬挤兑现象等，均为冠病肆虐全球以来世间极为罕见的光景，世界卫生组织也因此发出“非常关切”的警讯。
一言以蔽之，当局之所以直至二十大仍毫不犹豫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就是为了延续疫情暴发后一度传为佳话的“中国故事”，以体现和维持中国在“制度上的优越性”。重点是，坚持了近三年的动态清零，到头来，有在国内社会广泛成为“制度自信”的强有力事例吗？有在国际社会竖立起中国制度优越性的形象吗？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今天依然还竖起拇指，称颂中国的清零政策吗？
诚然，包括“制度自信”在内的“三个自信”的起源，倘继续往前追溯，恐怕不得不从改革开放后中共所面对的“三信危机”说起。所谓三信危机，指的是1980年代，当中国结束了毛泽东时代，并打开国门之际，外来的思想、文化、物质生活，冲击了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导致社会出现1949年以来首见的意识形态真空期，中国社会因而深深地陷入“三信危机”，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到了八九民运与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社会“三信危机”的严峻程度，更飙升至前所未有的临界点。
成也清零 败也清零
2020年“封城”初期成功的“清零”故事，提供了当局在中国社会有效建立“制度自信”的难得契机，却也最终陷“制度优越性”于30年来最大危机之境地。“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社会，如何重建“制度自信”，2023年的挑战才刚拉开帷幕。
然而，此次人类史上首个千万人口城市的封城，却是“成功”的，尤其是三个月后当冠病冲出国门而蹂躏全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为此而疲于奔命之际，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却有效抑制了疫情的扩散，成功刷亮了“制度优越性”这块当局梦寐以求的金色招牌。如此近乎神话般的“中国故事”还延续至2021年，并成为中国大外宣对照西方“躺平”的不二利器。
不止于此，在准备严重不足下突如其来的“放开”所导致举世罕见的大面积“应阳尽阳”、蔓延全国的“抢药”现象及医疗挤兑、染疫老年群体死亡率的骤升、公布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与现实的严重落差等，放弃“清零”后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放开后遗症”场景，则不啻暴露了体制的弊端，也严重伤害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制度自信”。
不过，此后的中国，当局一方面凭借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另一方面，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得以进一步推进，使“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成为当局重获合法性的强有力武器，经久不衰。
（作者是东亚国际关系学者、东京大学博士）
无可否认，“爱国主义”加“GDP主义”，成了中共摆脱“三信危机”的唯二法宝，其有效性还延续至21世纪初的“崛起”年代，历时30年。然而，在此过程中，当局仍然无休止地处在不得不一直面临西方挑战的环境，原因是中南海既未能重新燃起人民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热诚，也未能创造出更有效的新意识形态，来应对影响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简言之，“制度自信”提出的目的，就是希望解决如此困境。
结果，怨声载道的民众终于在11月24日发生因封控而导致网传夺去44条人命的乌鲁木齐火灾后，爆发了蔓延全国的抗议运动。当局始料未及的“白纸运动”不啻让“清零神话”戛然而止，基于“清零神话”而建立起来的“制度自信”与“制度优越性”也因此毁于一旦。
所谓“成也清零，败也清零”，当一年前冠病病毒进入奥密克戎新阶段时，当局仍然将维护对内“制度自信”与对外“制度优越性”放在首位，因而作出了“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决策。此后，中国为杜绝奥密克戎而开始了此起彼伏、没完没了的“封城、封区、封厂、封校”，导致社会、经济疲惫不堪，次生悲剧一个接一个。
犹记武汉暴发疫情之初，当局隐瞒疫情，重蹈了2003年“非典”（沙斯疫情，SARS）的覆辙，也就是既未在第一时间向世卫报告，亦未提醒全体市民加以防范，因而才有武汉封城五天前“万人宴”的出现，以及“李文亮事件”的发生。而随着“方方日记”对封城故事的披露，海内外的批评声音一时不绝于耳。
爱国加GDP主义克服“三信危机”
作为重建“制度自信”元年的2023年，历经“清零”磨难的中国社会，将如何在“放开后”走出疗愈期？并将诉说着怎样的新“中国故事”？“后疫情时代”中国的挑战，才刚拉开帷幕。
诚然，2020年初开始暴发的冠病疫情，提供了当局在中国社会有效地建立“制度自信”的难得契机。只不过，中国应对疫情所实施的清零政策，虽然一度给人们对中国体制带来了新的自信，却也最终导致“中国制度的优越性”遭遇30年来的最大危机。
“制度自信”是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提的“三个自信”之一（其余两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后中共又于2016年增加了“文化自信”），也是最为基本及关键的“自信”概念。其时正值十八届中共中央伊始，也是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取得经济起飞、国力迅速增强，“中国崛起”态势迈向高峰期的年代。“制度自信”正是在如此“中国成功故事”广为人知、“中国模式”呼之欲出之际，如何在此“迎来盛世”的时空下，进一步强化国内社会与人民对党的向心力，同时在国际社会建构出一套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需要的背景下所提出的。
“动态清零”为体现制度优越
三年来，尽管全世界都在面对冠病病毒的传播，中国采取的措施堪称别树一帜，无论是一日复一日的“坚持清零”，还是几乎毫无准备下的“突然放开”，都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为了维持举世无双的“清零政策”，中国社会因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酿成无数的次生悲剧。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中国14亿人口毫无例外地被置于动态清零的环境，且延续了近三年之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