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黎智英本来就是个不缺争议的人物，单是他算不算真正的“媒体人”已经备受争议了。此事且暂时按下不表，先看看他当年是如何创办引领风骚（也有人认为是污化风气）达20余年的《苹果日报》。在这之前，他已经创办了小市民爱看的八卦杂志《壹周刊》。1994年7月，在《苹果》问世前大约一年，他在某一期的《壹周刊》突然发表了题为《给王八蛋李鹏的公开信》，大骂中国总理李鹏，总共骂了他20多次“王八蛋”！那种唯恐天下不知其政治姿态的张狂——也可能是个处心积虑的“投名状”——着实令人开了眼界。因此，隔年创刊的《苹果日报》一开始就摆明与中共对着干，就完全不让人感到意外。
这些都是《苹果》和黎智英回避不了的大哉问。
无论人大释法的结果如何，此案已引起国际关注，而无论审讯结果是什么，也肯定会引起巨大争议，只要看12月10日香港法庭判他另一项欺诈罪名成立，被美国国务院指责不尊重新闻自由，就可见一斑了。
在香港许多有识之士眼中，《苹果日报》是很烂的。但这些都还不足以改变其“新闻媒体”的性质。真正使《苹果》变质并终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是它选择直接参与政治。在这方面，它甚至远远越过了即使在西方也不受认可的那些所谓“鼓吹性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和“行动性新闻”（Activist journalism）的界限。
的确，在香港许多有识之士眼中，《苹果日报》是很烂的。但这些都还不足以改变其“新闻媒体”的性质——无论怎样烂，它还是个新闻媒体。真正使《苹果》变质并终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是它选择直接参与政治。在这方面，它甚至远远越过了即使在西方也不受认可的那些所谓“鼓吹性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和“行动性新闻”（Activist journalism）的界限。
早在2003年，它就已直接干政了，以行动反对香港政府提出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建议。7月1日，它在头版大标题写明“走上街头丶不见不散”“不要董建华”等口号，并预先印成游行海报，煽动50万港人上街游行。
“羶色腥”内容刺激感官
我一开始就对《苹果》持否定态度。2005年，我还在香港一个论坛公开批评过它。那年9月24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一篇题为《在报业恶性竞争狂澜中找寻华文报的中流砥柱》的演讲，毫不含糊地说：“从竞争的激烈程度看，香港市场这10年来简直可用‘惨烈’形容。《苹果日报》的崛起，带来了小报意识形态的飓风，彻底改变了香港报业的生态环境。充满八卦、耸动和官能新闻的报纸将不少正经、守成的传统报纸一一击垮。这种情况使香港知识界感到忧心忡忡。胡恩威先生今年6月在《亚洲周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就指出：‘前《苹果》时期的香港报刊是百花齐放的多元分众……建构了一个多元人文的精神面貌。《苹果日报》的出现完全改变了香港人的精神文化基因。’另一位论者林沛理也在《亚洲周刊》9月份的一篇评论《苹果》十年功过的文章中指出：‘它的不择手段却令狗仔队文化、名人文化、反智文化和消费主义在香港建立霸权，直接将香港社会送上无止境地‘笨下去’（dumbing down）的不归路。’”
胡恩威和林沛理都是香港知名作家和文化评论家，他们对《苹果》带来的“文化民粹主义”和造成的新闻专业人才流失、人文精神花果凋零的现象痛心疾首。
“苹果现象”也引起海外华文媒体兴趣，一些本地同行深受吸引，觉得有必要去取经。但我很不以为然，心想：我们的社会风气能像香港那样自由放任吗？《苹果》那些颠覆市场、抢夺报份的手段，我们真能模仿吗？它那些羶色腥的内容和照片、煽动性的标题、狗仔队的跟踪偷拍、对意外和罪案受害者的二度伤害、全然漠视社会道德和责任的态度……是绝对不可能模仿的。不但新加坡政府不会允许，社会大众也不会接受，本地新闻从业员也不屑为之。不要说《联合早报》，即使是以小市民为对象的大众化晚间报纸《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奉行的也是通俗而非低俗的办报原则，不会沉沦到《苹果》的地步。
至于那些醒目的版面设计和新闻视觉化等，也不是《苹果》发明的。美国著名全彩色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早已开了先河，它在1982年创刊，1988年的销数已剧增到高居美国第二，1980年代中期还开始在新加坡印刷国际版。当时报纸的最大竞争者是电视，为了争夺受众，该报制订了“亲切易读”（reader-friendly）的编辑方针，提倡新闻视觉化和图像化，尽量以简单易懂的图表呈现和诠释新闻。它的彩色制图精美悦目，每天的封面主照都经过精心挑选和处理，呈现方式有如电视画面。其实，早在《苹果》出现前，本地中英文报就已经向《今日美国》取经了，《联合早报》还将“亲切易读”的概念运作化，在日常作业中贯彻。
当然，《苹果》也不只是有这类糟粕而已，黎智英在贩卖“羶色腥”（sensational）内容的同时，也懂得用艺文“平衡”一下。他不惜砸大钱邀请文人名士出任高职或撰写专栏，往往一出手就是数百万港元年薪，将他们捧上台面，粉饰门面，美化《苹果》形象。《亚洲周刊》专栏作者林沛理就曾写道：“给稿费从不吝啬的《苹果日报》名家如云，还有善写‘美文’的社长董桥长驻候教。然而这种‘装饰性’的思想性和文艺气息改变不了报章的本质……星期日的苹果日报的‘苹果树下’办得越有书卷味，越有批判性，便越给人一种罪人在星期天去礼拜堂做告解的感觉。”真是一针见血！
既然已变身激进政治机构，当然就必须面对政治行为的后果。黎智英终于在2020年8月10日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罪名被捕，《苹果日报》也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而遭搜查并被冻结资产，在2021年6月24日停刊。
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真能全盘照搬苹果做法，本地华文报的总报份真能增加吗？且不说新加坡不断萎缩的华文生态和香港天差地别，即使在香港，苹果报份的增加还不是建立在其他报纸的灭亡和衰退上！
天底下难道还有新鲜事吗？好戏还在后头！
内容方面的攻势就更加不择手段了，《苹果》的问世完全颠覆了香港媒体生态。黎智英的著名办报格言是“读者爱看什么就给什么”，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它竭尽所能哗众取宠，大量提供八卦、耸动、色情和暴力的内容，血腥和裸露的“写实”照片，配以夸张渲染的标题，一味刺激读者官能，拼命“吸睛”。它甚至以“读者知情权”为借口，突出刊登交通意外或罪案受害人相片，不但侵犯他们的隐私权，也完全不考虑他们或亲人的感受。
香港媒体风云人物黎智英以及他创办的《苹果日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原定12月13日开审，但由于是否允许聘用英国大律师为他辩护的问题，须等待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决定，已经展期到明年审讯。
《苹果》的激进干政行动在2019年修例事件达到高峰，它除了在头版号召读者参与反修例游行，还持续不断发表呼吁外国制裁香港和中国大陆，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的文章，数目高达百多篇。尤有甚者，黎智英还在示威爆发后飞到美国，拜会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等，公开宣称“香港正在美国的敌营为美国而战”——在为美国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在敌人阵地之内为美国的价值观展开攻击。
《苹果》不只是参与政治，而且是以极度激进的方式参与。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苹果》还养了一大群狗仔队，专门追踪明星和名人，驻守在他们寓所和餐馆外面，伺机跟踪偷拍，揭露他们的隐私和私生活，满足读者偷窥欲。更叫人匪夷所思的是，它竟然还有风月版，提供“召妓指南”之类的资讯服务！
除了通过副刊美化形象以外，《苹果》在版面上也确实费尽心思力求美化，高度注重图像化，版面设计亮丽照人，更重要的是在香港首创全份全彩色印刷，令当时还是黑白印刷的众多报纸相形失色，让人感到焕然一新。
难怪香港前特首梁振英要公开质问：黎智英会见美国政治人物要求制裁香港，而《苹果日报》每逢有大型反政府活动都会随报附送游行标语，它还算是真的新闻机构吗？
自那次“初试啼声”奏效之后，它就越来越放胆了。从2006年直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苹果》继续它屡试不爽的煽动行为；黎智英也被指是支持泛民阵营及多场民主运动的幕后金主。有人曾公开质疑，在壹传媒连年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这些“金援”是否来自外国势力？
香港知名媒体人于品海也在2021年7月13日发表评论，公开质问：“当《苹果日报》社论高调鼓吹西方国家制裁香港和中国，它的管理层能够脱离关系吗？这些行为能够说成不是政治的，与国安法毫无关联，而且受到新闻自由保护吗？当这些事情持久发生，《苹果日报》还是新闻媒体吗？黎智英还只是新闻人或商人吗？”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苹果》既已逾越媒体底线，甚至抵触法律红线，就不能再借口“新闻自由”为本身的行动辩护。但无论事实如何胜于雄辩，西方舆论公审法庭已经未审先判，将黎智英和《苹果》的政治案件宣判为“新闻自由”案件。美国总统拜登就声称，《苹果日报》的关闭是“媒体自由的悲哀之日”。
介入政治迷失报纸定位
就这样，《苹果》以耸动的内容和图片、偷拍的隐私、绚丽的版面、反共的立场等元素，配制出一套成功方程式，彻底改变香港报业生态。影响所及，许多幸存的报纸纷起效尤，使香港新闻界出现了“苹果化”现象。
黎智英无可否认是个商业奇才，《苹果日报》1995年6月20日轰轰烈烈横空出世，立刻引起香港报业市场大地震。首先，它不惜流血，采取大削价竞销的策略，当时一般报纸售价港币五元（约九角新元），但《苹果》只卖二元，而且每买一份还赠送一颗大苹果，又随报附送购物优惠劵，结果引爆一场惨烈的削价战。几个月下来，《苹果》销量迅速飙升，一些报纸则因失血过多纷纷倒闭，包括《星岛晚报》《新晚报》和《香港联合报》；在成功占据市场后，它又将售价恢复到五元。
因此，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好向《苹果》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