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自2017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开启美中关系第二次转向。随后，越来越多国家放弃以“接触带动转型”的中国政策方针；取而代之的是抑制中国崛起、抑制中国模式向外扩散的联盟与围堵。
从各国领袖在联大期间的表述可发现，不只亚洲国家，连欧洲国家都正视到台海冲突风险持续升高，并认为台海若爆发冲突，势将对自身国家利益与安全产生冲击。
（作者是海基会前董事长）
在印太区域，由于中国建军、强军的发展规划，首先着眼于拒止美军介入西太平洋安全情势的能力与意愿；进一步则是强化解放军对东海、台海与南中国海区域的影响力；加上中国在诸多国际组织中占有主导地位等因素，中国对印太主权争议区域声索力度、造成“既成事实”的力度，皆益加提升。
我们共同期待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但若关键时刻到来，我们期待国际社会上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以及享有共同利益的国家，能够明确表达立场，共同应对那些片面改变区域情势的扩张行为。
大国竞争，小国很难自外。今年2月28日，新加坡外长维文向国会发表俄乌战争情势与影响所做的报告中，对小国战略有着深刻的描述。维文说：“小国很容易卷入大国的地缘政治游戏之中，小国须避免成为被牺牲的棋子、属国或被另一方利用。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致力同邻国和大国维持良好关系。出现任何情况时，我国会根据清楚阐明、一贯维持、符合长期国家利益的原则进行评估并采取行动。我国不选边站，而是维护原则。”然而他更认为：“不过，不时也会出现我们必须基于原则对一个或多个大国采取立场的情况，就好比现在。”
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台湾的角色和台海安全情势再次被突出，被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台湾的地缘战略位置，向北涉及东北亚国家海上生命线的安全，向南则涉及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区域的现况和平。台海安全情势牵动印太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诸如主权、资源、贸易生命线等国家核心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对台海情势的关注与表态不仅是为了保卫台湾，更是因为中国战略扩张所可能引发的区域安全风险；这不只是美中战略安全问题，更不是台海两岸的政治问题。在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上，印太区域与全球国际社群都是利害关系人。
今年9月份第77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台海安全议题成为国际焦点，西方的美、英、欧盟，还有俄罗斯，以及亚洲的日本、菲律宾及新加坡等国领袖，在联大会场或场外分别就台海情势表达关注。台海议题的“国际化”是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文”后，国际政治格局转折的一个关键指标。
第二，冠病疫情凸显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台海若爆发军事冲突，全球科技产业供应链恐将断链，各国经济民生都将受冲击。为此，“维护台湾海峡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等目的，成为美国维护它的核心利益的关键战略布局，更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台海安全议题的“国际化”，可谓国际对中国大陆战略态度转变下的必然效应。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出席美国智库亚洲协会并在演说中认为美中“最终的焦点是台湾海峡，这是北京最红的红线。”韩国总统尹锡悦则在演说中关切台海情势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尹锡悦指出：“台海周边若发生军事冲突，朝鲜挑衅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都在联大会议期间表达“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的态度。
在全球范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之间的差异发展路线，益发突出。美中两国在经济领域、资信通讯与军工产业领域、印太区域安全领域，以及国际政经秩序主导权的竞争与对抗，更是触及两大强权的战略目标与核心利益。
回顾51年前美中关系第一次转向所带动的国际对中政策转向。1970年，在美苏两极阵营对抗的冷战格局中，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为了抑制苏联势力扩张，趁中苏交恶的时机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中国因而得以于1971年加入联合国。2001年，美国为争取中国加入国际反恐，在小布什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1971“入联”、2001“入世”后的中国大陆，并没有如美方所预期地朝向西方价值秩序靠拢。
9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演说强调：“我们寻求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也继续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拜登甚至在媒体专访时说：“若中国大陆进犯台湾，美军会出兵协防。”9月25日，英国新首相特拉斯在联大受访时，不仅展现捍卫民主台湾、对抗专制政权的立场，更表态“英国决心与盟国一同合作，确保台湾有能力保卫自己。”
过去5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带动了国际政治与军事实力发展，综合实力的发展又促进中国民族自信心的崛起，并在习近平时代达到高峰。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模式”的向外输出，中国战略扩张的目标与手段，逐渐碰触到欧美与印太诸国的核心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