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个例子之外，我还必须公允地指出，当局在维持国人基本生活开销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其中一例就是餐饮费保持在负担得起的水平。小贩中心的增建与定时翻新，让大部分国人有机会在舒适环境中，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到可口的本土食物。新加坡有114个小贩中心，除了正在翻新维修与整体清洗的之外，余者倘若以每个小贩中心平均每天2000个顾客用餐计算，小贩中心就是为约20万人提供膳食的公共食堂。

社会契约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双向承诺，由于对这种承诺的努力兑现，新加坡对内成功地把恐怖袭击行动扼杀于摇篮之中，对外则取得国际上应有的地位。2003年第三季，沙斯疫情过后，中国政府为了吸引世人赴华旅游消费，放宽旅游限制，新加坡人前往中国旅游不超过两个星期，可豁免签证办理。当时，我从中国某城市的海关人员口中得知，除了新加坡之外，日本和文莱是另外两个两周内旅游神州大地豁免签证的亚洲国家，当下，作为新加坡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如果说上面的表达比较概念化，不妨具体认识一下新加坡的社会契约。1980年代中后期，笔者就职于建屋发展局区办事处，尽管当时政府强调自食其力，但面对一些中短期无法偿还房贷的组屋屋主，当局采取较为宽容的协商政策，而不是硬性规定在期限内还不起月供的屋主，屋子就得立即被收回，一家大小露宿街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政府不会让一个新加坡公民头上没有片瓦遮蔽的承诺，即便这个承诺是在1990年代由时任总理吴作栋所说出的。

黄循财副总理在6月28日“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第一场对话会上指出，这项为期一年的聆听民意活动，六大支柱主题分别是经济和就业、教育和终身学习、医疗和社会支援、住屋和生活环境、环境和财政可持续性、新加坡身份认同，各有至少一名主管相关部门的部长联同担任政治职务者领导。据报载，黄副总理希望通过这项全国运动，让每个人都知道大家的期望、责任和要履行的公民义务，一起将共同的愿景和目标化为事实。这个全国运动预计在2023年中期提呈报告，为新加坡下一个10年及更长远的未来制定计划，支持更新之后的社会契约，并凸显社会不同阶层可如何参与其中，为共同目标做出贡献。

（作者是本地业余写作人）

2004年6月23日，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为庆祝成立10周年而举办的“国家疆界与文化图像国际学术会议”上致辞时重申：“当我国宣布独立时，要在不同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人民当中，灌输全民一心的国家意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不同的族群都对各自的根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从成立自治政府以来的45年间，新加坡在培养强烈的国家意识方面，已经大有进展。”

从海报上也得知，政府对社会协助的整体方略是：通过各种机构提供复式结构的援助；每一层援助都以具针对性的方式支持特定需求，确保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辅助个人责任和家庭支持，建立一个关怀社区。

新加坡作家李元本认为，“新加坡建立军队完全是为了自卫。新加坡就像一只有毒的小虾，它不能吞食别人，但能螯伤想吞食它的人”，国庆游行的壮观场面给过惯殖民地生活的人民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唤醒他们的爱国意识，“贺兰宁通过一连串的意象，表达诗人高尚的爱国情操”。

社会契约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双向承诺，由于对这种承诺的努力兑现，新加坡对内成功地把恐怖袭击行动扼杀于摇篮之中，对外则取得国际上应有的地位。

第一次感受公民不会没瓦遮顶承诺

1990年代中期，我需要在新加坡中央医院接受鼻腔扫描检测。由于扫描费不低，记得在扫描开始前，护士长问我，有没有携带足够现金或信用卡来缴费。我答说所带现金不够，也没信用卡，但我就职的公司会帮我缴交相关费用。当时我底气十足，因为在那之前，吴作栋曾说过，不会有一个新加坡公民因缴交不了医疗费而失去医疗照顾的机会。结果是，我顺利接受扫描检测。

我举一个文学创作的例子来说明国家认同的存在。1967年8月9日，在新加坡建国两年后的国庆日庆典上，一支志愿军——人民卫国军踩着整齐而响亮的步伐越过检阅台，接受国家元首的检阅；参与检阅礼的国庆队伍包括各族人民所组成的制服与非制服团队。当时刚完成学业不久、担任小学教师的贺兰宁目睹这振奋人心的一刻，深受鼓舞，翌日便写下了豪迈奔放的诗《八月九日》。《八月九日》让读者恍若置身历史现场，目睹了当时的盛大画面，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虽然独立时间不长，诗人在诗中所展现的国家认同感却是那么地深沉与浓烈。

第二个时期是1990年代至2000年代中期，新加坡进入多渠道援助时期，政府把视角放在全球市场，科技和人力流动性带来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这时候社会契约的范围扩大，当局鼓励集体责任意识。

由于小贩中心餐饮价格的制约，连带咖啡店餐饮价格也不会太高。就我所知，在今天的某些小贩中心和咖啡店，还有一些摊位的餐饮价格与1980年中期的不相上下。这种价格大众化的客观事实，解决了许多国人的三餐温饱。小贩文化入遗不仅是全体小贩的骄傲，更是政府照顾国人、社会契约成功履行的一大表征。

由此可见，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社会契约，身份认同始终是公民义务的重中之重。历史学者崔贵强在《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修订卷的导论中，提及新加坡大学1971年的一篇硕士论文对国家认同的诠释：“作为一个认同于新加坡的公民，他必须要自认为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或混种人；对于象征新加坡团结的国庆日、国旗、国歌、总统、总理，必须要有好感及尊敬，并参与国家事务，必要时为国家牺牲。”

身份认同是公民义务重中之重

建国57年来，新加坡的社会契约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建国时期，当时政府聚焦于国家生存方略，推行具有实效的经济政策、巩固国防力量、基本教育、住屋和医疗保健，并提供基础性社会援助。在改善个人生活条件方面，强调自食其力与个人责任。

第三个时期是2000年代末迄今，新加坡进入新的前进道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人口规模缩小、老龄化等问题渐次浮现。当局推出更多举措，包括改善社会服务的可及性，与社区建立更牢固的伙伴关系，扩大对个人福祉至关重要的领域的支持。大家认识到，当个人和家庭的能力不足时，政府和社区必须发挥更大的支持作用。

今年6、7月之交，李显龙总理、黄循财副总理和王瑞杰副总理分别在不同场合强调更新和强化“社会契约”的重要性。2020年12月，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绘制了以英文书写、关于社会契约的系列海报，海报上阐释了社会契约的意义：“社会契约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隐含协议，它厘清政府与人民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尽的责任，形塑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海报清楚陈列社会契约所涵盖的三个层面：个人与家庭、社区、政府。个人做出努力，家庭作为其主要支柱；社区在于强化社会凝聚力，亦作为额外的社会支援力量；政府的职责在于创造发展与机会的条件，为国人提供具针对性的支援。

政府既已陈列出更新前与更新后的社会契约纲领，个人对国家的社会契约内容又是什么？我认为当中的重点在于公民义务。谈到公民义务，不得不提及新加坡公民自小宣读的国家信约，信约一开头，“我们是新加坡公民”即已表明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国家认同是一个抽象名词，包含许多层面，例如国家效忠、奉公守法、国民服役、缴纳税款、为国争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