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思仁此文，收入2001年国大中文系法裔美国老师沈安德（James St. André）送给笔者的三本双语书册之一《点滴》（Droplets）中。沈老师主编这套书，除了语文实践意义外，它们记录了华文华语在本地传习中遇到的“伤痕累累”。
（作者是退休报人）
华语也不像英语那样有专业用语、商业合同用语等等地位。如果不定为“母语”，还有谁念？如果只是表面上、形式上定为“母语”，又怎么会有教学的实际成效？
赵先生的话有大量事实印证。标准语和共通语制定数十年后的1948年，导演费穆便能召集大江南北的优秀演员，拍成享誉国际的中华电影经典《小城之春》（演丈夫的石羽是天津人；演医生男友的李纬出生河北石家庄；女主角韦伟出生广东中山市）。
华校生后代的先天母语
1959年笔者读小六时，在养正学校遇上华语说得漂亮之极的桂承平老师（即已故本地指画家），1961年在公教遇上南洋大学毕业讲标准华语的陈南山师，这都是终身之福。
不要以为“华语方言之争”只局限于新加坡，它其实是“西方与中华角力”的一部分。2013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北京特派员报道了一则消息：中国宣布占全国30%的4亿人口并不会说普通话。报道引述北京教育部发言人的话说，以后普通话将集中在农村与少数民族之间推行。这报道还算是公允的，它没有扩大所谓语言身份认同之争，如实指出这是教育拨款造成的偏差。事实上城乡差距至今仍是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
自秦始皇采取“书同文”政策后，中国有了一套统一的文字。虽然秦皇统一的是小篆，要到汉朝才把隶书、楷书统一，沿用至今，但那也是整整2000年的悠长历史。至于读音的统一呢？那就比较麻烦。中国土地广袤，人多口杂，过了一条河就是另一种方言，真不容易。若无文字的统一，中国就会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多种语文。
不错，华语如赵毅衡所说是设计出来的、后天形成的语言。但这只是就事论事，毫无贬义。另外值得深思的一点是，语言生态是不断改变的。“过一条河便是另一种方言”的时代已远离我们。以目前来说，华语的确是曾经的华校生，他们子女的天生母语。方言反而是有意识推动下，强力让新一代人学习的后天语言。
学者柯思仁曾有一文《身为福建人》，如此作结：“最近，我家里那个从小受英文教育，目前在银行工作的妹妹，竟然也两个字四个字地讲起福建话来了。每次她开口说，我就开口大笑。我在笑泪中，偷偷地看了爸爸和妈妈一眼，他们竟然在微微地笑。不知道他们心里想着什么，是想着20多年的讲华语政策终于还是无法坚持，或者是想着身为福建人的我和妹妹，终于也要学讲福建话了？”
前面还有一段是说“1949年，崛起自遥远山区领导着游击队的毛泽东，把原本由北京决定的‘普通话’保留下来。他对岸的敌人台湾也这么做，尽管台湾的方言与北京话相差甚远。远在天边的新加坡，还把它定为‘母语’呢。”
学者赵毅衡认为，“现代汉语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一定共识下自觉努力的结果”，背后并没有任何官方高压政策。但在某些西方精英眼中，华语普通话跟他们就像有十世冤仇。在本地听起来，更是令人啼笑皆非。华语挑战了英语的国际地位？简直天方夜谭。新加坡的国家资源，英语占了一大半，华语是在另一小半的三分之一中，分一杯羹；再跟12种方言分摊，骨头也没剩。
然而，2016年10月15日《经济学人》亚洲版，题为《不让百话争鸣》的一篇时评，对中华文化圈就老实不客气了。文章利用演员成龙在一则发膏广告中说了“duang”的一个字（或一个音），小题大作，挑起“方言应该起来挑战威权语言”的动议。老实说，这种令人看来大义凛然的文字游戏，并不容易看懂。但这几句显然是文章的核心思想：“华语目前正挑战着英语作为世界最通用语言的地位。然而即便如此，它是一种人工制造的，由委员会决定语汇、文法的语言，甚至北京的方言也被净化。它以高压手段在中国全面推行，并以宪法赋予其神圣性。2000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带有浓烈口音的）江泽民，把普通话联系到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的推进上。”
中国“国语”的制定会议是中华民国成立次年，即1913年召开的。1912年，亚洲第一个现代体制的共和国诞生，语文建设上也需要一套国家共通语。注音符号勹攵ㄇ匚（波泼墨佛）出炉了。然后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推行白话文——现代汉语。无须辩论，中国任何一种方言都会比中国国语，或普通话，或华语，来得历史悠久。但我们且听五四80周年时，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赵毅衡说的一番话：“五四运动一个无可挑剔也不必懊悔的巨大贡献，就是把中国原有的口语、文言，与大量外来成分，综合成一个风格弹性极佳的现代汉语，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载体。一个‘设计语’（designed language）如此成功，是世界文化史上少有的例子。”
